读书和做学问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慢慢地”认真磨砺与涵养的过程，是一个与自己生命紧密相关的、逐渐展开的过程。 邓正来，吉林大学法学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法哲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开设了3门完全开放式的讨论课：小南湖读书小组、原典精读和大师思想讨论课。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邓正来自选集》等；主要编著有《国家与市民社会》（与亚历山大联合主编）、《中国书评选集》等；主要译著有《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法律史解释》、《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主编兼主译）、《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主译）、《哈耶克论文集》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

先有大学生后有大学 记：听说您发起的小南湖读书小组，与其说是一个开放性的读书组织，更像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很与众不同。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邓：小南湖读书小组成立于2003年11月18日，因长春之“南湖公园”而得其名。它在严格遵守读书小组规则的前提下，自愿参加。活动方式为针对指定的阅读书目，定期举行讨论活动，每次活动设主持人1人，主报告人1人，主评论人两人，参与讨论的成员必须提交读书报告。 这样安排的用意在于：试图通过读书小组的讨论，使学生们习惯一种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的方式。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并不是先有大学，后有大学生，而是先有大学生对一般原理的学术讨论，他们所在的地方才能被称之为“大学”。我们的每次讨论都是按照国际学术会议的通行模式运作的，由法理中心的一位老师专门来担任主持人，这个主持人负责指定发言人和控制发言时间。主报告和主评论需要在15分钟内尽量完成脱稿陈述，其他提交报告的同学按照事先排定的次序依次发言8分钟。在每位发言人陈述完毕后，都由我来给出针对性的点评。因此，可以想见，在这个流程中接受训练的学生，将会慢慢学会控制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表述时间，以期使其他学友听清楚并听懂他想表达的意思，进而便于展开后续的讨论；同时他们也会在这一过程中，懂得尊重和倾听其他人的发言。

我设立读书小组也有关于“因材施教”方面的考虑，在我看来，指导学生的理想方式是能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思维倾向与他们的进步情况给予个性的指导。这种指导只有当学生们亲自思考并做出文本之后才有可能进行，这在传统的“一言堂”式课堂中几乎不可能做到，而读书讨论会的形式却可以实现这一点。当然，我针对每一位同学提出的具体问题，很有可能也是其他学生容易遇到的问题，因此，其他在场的学生也同样可以获益。 记：您刚才说到在读书小组活动中，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就是您的点评。我想问一下，您是就书论书，还是针对读书报告而言呢？您指导学生读书的主要出发点何在？ 邓：我最主要强调的就是一定要有“问题意识”。不论在阅读还是在写作中都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位作者要解决的是什么理论问题？或者我写这篇文章到底是想解决一个什么理论问题？而这些理论问题的前提是什么？具体而言，在文本阅读中，我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忽略掉一些关键术语，或者任凭自己的想象去猜测这些术语的含义，而是要自觉地把它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注意考证它们在学术脉络中的演变轨迹。 我之所以强调要有“自己的理论问题”，是试图提醒学生在阅读与写作中避免两个取向，一是那种不在理论脉络中认真把握作者对理论问题的论述而造成的“作者死了”的倾向；二是读者因完全成了作者的“留声机”与“复印机”而导致的“读者死了”的倾向。因此，阅读和写作，在一般的意义上讲，要既扎实梳理作者的基本思路，亦不能受制于作者的思维逻辑，而是最终使作者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为认识和解决与我们自己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视角。

带着问题读书 记：有人说您给学生提供的书单很“怪异”。如果按照传统的学科划分标准来看，这些重要论著分别属于政治哲学、社会学、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而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你们本学科的法学论著却极少见，这是为什么？ 邓：小南湖读书小组，至今共读了29本论著。我在早期的阅读期间主要是想让学生对我们每天所谈论的“知识”之性质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与反思，因此我专门安排了对英国“爱丁堡”学派的两部科学与知识社会学著作以及对有些科普性质的《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书的阅读，而这些视角与我们对哈耶克、沃勒斯坦等学者论著的阅读一道，基本上构成了对知识“客观性”或“真理化”趋向的反思和批判。另外，我还专门安排学生阅读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和《所知世界的终结》以及哈耶克《自由社会秩序的若干原则》等论著，而这些视角则是为了使学生认识到既有学科体系和学科划分标准的人为性与局限性，尤其是既有学科体系和学科划分标准对我们认识具体问题所设置的“反认知”的屏障，进而期望学生在阅读与思考中不再简单地把有的学科划分视作我们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当然边界或当然前提。 其次，我希望通过书目的安排传达给学生这样一个信息，即知识也是不受意识形态等樊篱之限制的，因此我们既仔细阅读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读过上世纪40年代大陆学者蔡枢衡所著的《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也阅读过哈耶克及对哈耶克进行犀利批判的卡尔·博拉尼的论著。此外还包括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和赫尔德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论著。

我所主张的阅读取向，大体而言，一是回到经典进行批判，二是要能针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进行构建。因此，在我所提供的书目中见不到时新的论题或者新出版的论著，而是希望学生经由经典文献的咀嚼而打好基础理论的功底。与此同时，对经典知识资源的阅读和批判，也是以思考和认识当下中国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我希望学生能够带着各自对当下中国的问题有意识地进入到对西方经典思想资源的研究过程中去。 读书要慢慢来 记：您在英文“原典精读”的课程中提出了“比慢与较真”的口号，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您的出发点何在？ 答：坦率地讲，我开设这门“原典精读”课程，确实是有训练学生读懂原文文献并能够精于学术翻译这一方面的初衷的。因为，毋庸置疑，在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目前的发展阶段上，不了解和认识西方社会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及当下的发展趋势，我们是极难知道社会科学应该如何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以及在什么基础上继续发展。

如果我们在这种“无知”的情况下谈发展社会科学或法学，那么我们的努力完全有可能是在重复前人的知识劳动而不自知，而这实际上是根本无视了前辈先哲为人类作出的知识贡献。因此，自“西学东渐”以来延续至今的这种局面，要求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指导之下的未来中国学人，必须首先掌握好读懂外文的原文文献并能够进行高质量学术翻译这一项最起码的基本功。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在这一基本素质上极为不足，那么中国学术界其后的一切学术研究层次相对于世界学术的发展而言都将无法得到保障，甚至根本无法论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不是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要以西方的学术研究水平为尺度，而是认为我们的知识努力不应该成为无视任何他人业已做出的学术成就的工作。因此，我为学生开设的这门课程之所以如此讲究“慢功”和语法上一定不准出错，确实首先有为学生打牢学术研究之基础这一含意。就此而言，学生们首先看到了我在翻译和英语水平上的用心与严格，进而产生了一些这样的疑问，也是不难理解的。

说实话，按我这种原典精读法去进行阅读，是无法保证学生们能尽快或最有效地读出成果来的，而且我所带给他们的也并不是单纯的更多的知识。因为无论从哪种“教学”的眼光来看，“原典精读”课程的进度都无疑是太慢了，我们每天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完成的常常就只有十几个句子，最多也就两三页文字。去年我们翻译著名法学家霍姆斯的名篇《法的路径》，便几乎用去了一个学期。因此，不仅对于讲授原著来说速度较慢，而且它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实际上也是相对较少的。但我希望也相信参与这门课程的学生会慢慢体味到这种阅读方式背后的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大家谈到的，我花时间传递给学生们的那种为学心态的问题。 有时学生不免急躁，我也完全理解学生的心情，但面对这一情况，我反反复复告诉给他们的是三个字：“慢慢来”。“慢慢来”意味着，从不会讨论到学会深入探讨问题，是一个需要慢慢转变的过程，从把知识视作外在之物到把知识视作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需要慢慢转变的过程。它也意味着，读书和做学问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慢慢地”认真磨砺与涵养的过程，是一个与自己生命紧密相关的逐渐展开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规训，他们开始能够融入到这种课堂当中去了，也慢慢意识到知识实际上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作者不能死读者也不能死

记：您最近在指导学生阅读时经常提倡，对每个西方论著者的思想进行“个殊化”研究，还说，“作者不能死，读者也不能死”，这种思路仅仅源于您个人的学术取向，还是您有特定的用意？ 邓：我想要在根本上讲，它是以明确反对如下几项流行的误识为前提的：第一，明确反对那种要求在阅读或研究西方论著的时候以西方自身所“固有”的问题脉络为前提甚或为判准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误设了这样一个前设，即西方有着一个本质主义的问题脉络，由于它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是可以被复制或还原的，而且是能够被我们完全认识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试图以西方“固有”的问题脉络为依据的“还原式”阅读设想或努力，乃是以阅读主体可以完全不带前见地进行研读这一更深层的误识为基本假定的。第二，明确反对大而化之的“印象式”言说西方思想。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整体的西方思想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以各自特定时空为背景而出发的每个个体西方论者的思想。第三，与之紧密相关的是，明确反对以笼而统之的方式谈论所谓的一般“问题”，因为不同的西方论者在不同时代对于“相同”的理论问题可能持有极为不同的观点，更是因为这些所谓“相同”的一般问题在不同时空的论者那里实际上已然变成了不同的问题。第四，明确反对那种所谓人有能力不带前见，进而可以不以中国作为思想根据的阅读西方的方式。由此可见，我在这里所主张的是一种明确承认以“中国”作为思想根据的“个殊化”研究方式，亦即一种以研究者对于“中国”当下情势的“问题化”处理为根据，而对西方法律哲学家的思想进行逐个分析与批判的研究路径---尽管这种思想根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一种隐微的方式发挥作用的。 我倡导大家个性而深入地研究西方重要法哲学家的思想，最终的目的决不是让他们成为某个细微领域里面的专家；而是想让他们从开始就能跟随某位大师的思考路径进入问题，通过认真的研究逐渐领会一位大师思考问题的方式。首先，在我看来，这一过程对刚刚迈入学术之门的年轻学者而言，尤为有益。因为这不同于单纯知识点的灌输，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学习，能够作为我们认识并懂得以学术的方式分析问题，掌握学术性思维方式的有效训练。经过这一研究过程，我们将不仅全面领会了这些理论资源---重要的西方法学家们思考了什么，而且更有可能深入体悟到他们为什么如此思考，其思维路径是怎样的？

这样思考问题对我们今后自己做研究来说有哪些启发？有哪些警醒，以及有哪些必须予以否认与批判？我经常说读者不能“死掉”，强调的便是这个“为我所用”意义上的后者。 其次，就具体的研究过程而言，在我看来，每一个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只要你去研究他，实际上你就是走入了一片开阔的林地。 因为西方的学术传统以及学者的社会背景保证了他们必定会不断与其他学者产生观点上的交集或者交锋，甚至碰撞成绵延几代人的激烈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们过于僵化地人为割裂问题，否则的话，是不会有所谓独立的“树木”存在的。我还是坚持这一观点，我们必须真正语境化地、自觉把中国作为根据地去研究西方，而不是把西方的知识封闭成真理或者将其固化成与我们自己的思考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僵死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