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收费引起社会热议。9月8日，南京某重点高校的一位副校长接受记者专题采访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不改变，中国要办世界一流大学无异于痴心妄想。  他说，大学目前的困境是，一方面是国家投入严重不足，高校的发展经费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另一方面是国家给予高校的收费模式不尽合理，这导致了高校在正常收费、不合理收费等等行为上的交织和混乱。  他认为，高校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它要培养人才，为社会输送毕业生；要承担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向社会输送技术成果；还要提供后勤社会化服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承担了原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义务。例如，政府要高校扩招，它要盖房子添设备；政府要延缓就业压力，它就要千方百计把毕业生介绍、推荐出去，走不掉的还要把档案留在学校；政府要不让贫困生辍学，它就要拿出钱来资助他们。角色的多样性和目前高校投入机制的单一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高校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从经费投入的角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谁办的？他认为，至少可以说是高校和国家一起办的。在国家投入严重不足、穷国办大教育的情况下，高校的教师们以极大的奉献精神，用最少的钱办了最大的教育。一个新校区的建设需要投入5到10个亿，国家不投资，学校自己筹，把新校区建起来了，不就是向国家贡献了5到10个亿，这还不算人才培养等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位副校长对现行高校收费模式提出了批评。高校学费定价权限下放省级以后，江苏统一为4600元的标准。这一标准在不同学校“一刀切”地执行，非常不合理。例如：师资，教授讲课和讲师讲课不可比；实验，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普通实验室不可比。不同的学校投入不一样，学生学成后的回报也不一样，可收费却执行一个标准。江苏经济发达，人力资源成本极高，但是江苏高校的收费却与之不匹配。  今后必须在不同地区、同一地区的不同院校、包括同一院校的不同专业之间区别收费标准。他认为，在高等教育资源发展、甚至出现局部相对过剩之后，就可以用价格杠杆拉开层次，一部分生源相对较弱的学校就必然降低收费标准以吸引生源。这种情况在目前民办本科和公办专科的生源竞争中已经显现。  目前高校收费的增长和大学教师的待遇提高是否有直接关系？这位副校长对此不予否认。他说，提高教师待遇是国家政策，也是人才观的理性回归。高校发展必须依靠人才——最好的人才，世界上多数国家给教师的待遇也是参照国家公务员标准再提高一些执行的。  同时他强调：高校收费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实验室等硬件建设和包括后勤保障在内的办学条件的改善。他举例说，给大学生放电影，电影院要卖20元一张票，学校能卖几块钱？很多国家的大学并不为学生建造宿舍，我们则必须一人一床，这就是国情。再如学生留级重修，实际上是重复占用了教育资源，是否应该收费，就需要研究。  他认为，高教成本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不同学校必然有不同的成本差异。高校进行教育成本核算不仅仅是方法、构件的问题，还有目前制度和体制上的困难。在这件事情上，国外的办法未必能为我所用。因为国情不同。例如大家现在都在讨论高校收费不超过教育成本的25％的数据，却没有注意到另外那个75％。国外院校的75％是怎么来的？有多少钱？我们是怎么来的？有多少？  这位副校长说，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任何人都有权利享受；但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能享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尽管高校扩招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扩招”本身无可非议。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不是太大了，而是还不够，每百万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我们还低于印度。而解决包括高校收费在内的发展中问题，其关键是改革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