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已于2019年正式迈入普及化阶段，大学治理也必然要与这一阶段的特点和要求相适应。那么，这一阶段全球范围内研究型大学治理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中国研究型大学又该如何去应对？

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规模的极大扩张，使得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高度融合，对外部参与和外部资源前所未有的依赖，进一步消解了研究型大学与社会的界限。与此同时，知识创新速度的加快和全球创新合作与竞争的加大，也深刻地影响着作为知识创新重地的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在这个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知识生产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研究型大学普遍面临两大治理难题。

一是学术发展内在要求与外部问责之间的张力。当前研究型大学面临的主要治理任务是加大知识创新的力度和速度，这需要充分发挥学术生产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赋予学术人员更大的学术自由，鼓励更大胆的学术探索；但是外部问责系统对于大学知识生产的外部压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限制了学者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探索。学术和学术增值的定义被外部力量约束，学者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缺失，面向知识创新的治理实际上变成面向外部问责的治理，背离了大学的核心使命。内部自由探索与外部问责之间的矛盾，成为普及化早期研究型大学在治理中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

二是全球化要求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研究型大学在普及化时代进入的是一个全球创新和竞争的体系，因而其对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和社会问责的回应，都是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世纪之交以来，层出不穷的各类世界大学排行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如克拉克·科尔所说：“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真正的国际学术界正在涌现，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如果你想要走进那个圈子，你必须凭功绩进入。”圈子标准的形成使得规范和模仿机制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效果。各种世界大学排名让研究型大学不得不向那些位于排行榜前列的大学看齐，包括学习它们的治理模式；但任何大学治理，都是环境的产物，受到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法治框架的约束，这使得学习经常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并不能渗入治理的根本。

内外部的双重压力导致短期目标导向和绩效管理成为当前大学治理的主要特点，而量化方法无疑是检测短期目标和绩效的最有效手段。人才培养质量被简单等同为生师比、就业率和国际学生比例，教师聘任和评价被简单折算为论文发表数、项目数和获奖数，学科水平被论文数量、项目数量、帽子数量和经费数量等定义，而管理工作成功与否则取决于这些量化指标的实现程度。破“五唯”在今日之所以如此牵动人心，就是因为“五唯”不仅是一个教育评价或学术评价问题，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表面化的、浮躁的学术生态和大学治理状态。

当前，学术评价改革是解决治理难题的切入点和关键。中国大学的学术评价问题，并不只是评价问题，更是一个治理问题。解决治理难题，学术评价也就因此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抓手。通过学术评价的理性化，可以有效冷却大学治理的浮躁状态，推动大学治理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从治理角度来分析学术评价，就不能只从评价手段和方法入手，而更应该讨论该不该评、为什么评、由谁来评。从问题的哲学层面看，答案显而易见：学术评价的根本目标并不在于学术评价本身，不在于各种指标和数据的光鲜亮丽，而在于能够实现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宗旨，真正促进学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知识的原始创新和高水平人才的培养。要提高学术生产力，就需要充分调动大学和学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不是形成约束。

大学走向善治，需要缓解过重的外部问责带给大学的压力，避免大学不顾办学规律和学术规律，被各种排行榜和外部指标牵着鼻子走。这就需要通过合理授权来涵养大学理性、自主的成熟品质。只有具有理性和自主的品质，大学才有可能立足时代自我定位，自觉在学术规律和社会需求中探索适宜的结合点，而不会简单地随波逐流。

学者自主科研，就需要把面向绩效的学术评价转变为面向创新的学术评价，避免学术评价标准化、工具化和商品化。学术评价应该奉行简单朴素不折腾的原则，在评价之前多问几个“为什么”，从而营造静水深流的学术环境、发展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并尽可能将学者从纷繁复杂的各种指标和利益关系中解脱出来，为学者探究高深学问和追求真理留足自由空间。

（作者：胡娟 覃一鸣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