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明显成就。但中国高校想跻身世界一流，不仅要关注专业建设、人才引进、项目争取，而且要注重最基础的教育教学、文化与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注重高校师生积极性的充分激活与发挥。
关键词：一流大学；师生积极性；制度
纵观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和一流大学成长经历，除了大学领导者要有远大的教育理想、先进的管理理念，大学要有鹤立鸡群的专业与专家、因地制宜的教学研究方法等之外，所有师生在办学目标和教育思想上形成共识是最为重要与基础的。蔡元培融汇古今中西的教育思想，提出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教育主张，但若缺少北京大学所有师生的赞同与呼应，也很难形成后来北京大学良好的学风与过硬的办学质量。从清末到“五四”运动时期，“西学”的进入成为主流，“中学”的教学和研究明显式微。如果没有黄季刚、许守白、胡适、梁漱溟、陈独秀、李大钊等名家、革命者与广大后来者从各方面对其教育思想的认同和响应，北京大学也很难在百余年的中国近当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兼长中西文化，稳居领航者的地位。
“大学”之名实，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所关照的对象及目标也非常明确，即其中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主要的事情是用正确的方法和路径“学习”，而非被某种模式或框架限定或束缚，更不是被动、消极、应付地跟随校长的思路完成任务。所谓的“学习”，中国的大学传统比从西方引进的大学思想更适合中国的师生理解和践行，既包括学习的层次、方法与路径，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法）等，也包括“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等对大学价值与功用的理解。而所有这一切，都不仅仅是对各级管理者的要求，更应该是高校所有师生的基本意识。如果仅调动领导和管理层的积极性而无广大师生的响应，则再好的政策和理想也很难使一所大学成为“一流”。
一流大学要有能够调动全体师生积极性的教学
大学的价值和功用主要通过大学的基本功能—教学、科研和服务体现，而这些功能发挥何等作用，只有通过所有师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功用的最大化。近年来，高校的教学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受到普遍关注，还有提倡设立“教学型教授”的尝试，但高校的教学探索的确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一，要重视对教学的研究与反思。在我国高校中，教学研究一直未得到充分重视，教师的教学素养远弱于专业素养，有的教师分不清教材与专著的差异，教学形式基本上是“满堂灌”的讲授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也与高中无异，甚至不少研究生的教学，也是教师讲、学生记、考试背、排名次，长期以来，上大学被戏称“上高（中）四、高五、高六”；不少课程被人为地充满或拉长至一学期，师生在疲惫的教学中均难有自主学习与探索的时间。据笔者了解，北京的某些高校，由于缺少对教学的研究和反思，遇到整班普遍不及格的情况，只是埋怨学生水平差，对教学问题却很少主动反思，改进也不大，毕业生的不合格率高达10%。
第二，要给予教师充分的激励。高校中主要承担教学工作的大多为广大普通教师（占比90%），但他们很难得到充分的激励。教育领域的最高教学成果奖，多年来由学校领导层获得的比例持续在70%以上；在评定中，大多根据文章或汇报判定，真正在一线进行教学改革的教师较难得到相应的激励，加之在获奖、评职称、评各类“学者”、定课题、给津贴等方面，普通教师机会也相对较少。这样不仅助长了高校的过度行政化和教育腐败，而且也影响了教师从事科研和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要保证教育质量不滑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学生数量的扩充虽然值得肯定，但如何不使质量滑坡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例如：我国历史稍长（40年~50年）的大学，最初多是按在校生6,000人~7,000人的规模设计的，扩招后学生数量一般都翻了3倍~4倍。除了学生宿舍和食堂有基本保障外，图书馆（包括学校和各院系）、自习室、咨询室和活动室等都远没有跟上需求。另外，多数高校将大学的前两年简单地定位为“通识教育”，其余不到两年的时间进行“专业教育”，提高质量很难实现。
第四，要注重发挥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功能。近年来，在为社会服务方面，高校经济类、金融类、贸易类、影视类等专业似有效果，但人文、社科、教育等专业本应提供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带来更多的社会影响，却未得到充分关注。作为国家和民族意识、道德、人力资本素养提升的引领，高校本应发挥的重要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
一流大学要有得到全体师生认同的制度
高校文化与制度建设是需要有正当程序的，程序的公正方能保障制度本身的公正及制度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作为一流高校的文化与制度建设，要以所有师生的利益为出发点，要以激发所有师生积极向上为旨归。如果一项制度的变化或所谓的“改革”仅有少数人获益，仅为少数人提供方便，而使绝大多数人看不到前途，这样的探索值得质疑。
第一，制度不能缺少最基本的人文关怀。近年来，在高校的教育教学中，经常会产生一些矛盾，如学生或教师受到处罚却缺少有效的申诉渠道；有的校（院）级领导与教师争荣誉、争职称、争课题、争资源；有的制度设计过于刚性、武断和方便管理者，遇到问题会激化矛盾等，这一切都使得高校的各类关系过度紧张，需要找到更好的管理模式与方法。按照常理，学校的制度就是学校的法律，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但如果制度本身有问题或不完善，缺少对广大普通师生应有的人文关怀，这个制度就不是“良法”类的制度，需要及时调整和完善。但是，在目前的部分高校中，一些好的、积极的内容还很难进入，而一些僵化、消极的规定却禁锢着师生积极性和正能量的发挥。例如：校院两级教师工会可进行民主监督和评议，教师工作满五年应享有半年的学术假期，对师生不平等、不公正待遇的申诉应有专门的机构和制度支持等。
第二，制度要得到全体师生的认同。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建设，在许多方面条件要远优于以往，但要让大学中的主体—所有师生都认同相应的制度，明白制度建设的“初心”、本质和基本原则，是要花一番气力的。要让广大师生切实感受到，这一制度是为“我们”、为学校的根本利益、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考虑的，这样的制度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调动所有师生的积极性与正能量。
第三，制度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要注重师生的权利。近十年来，许多高校都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其原则依据不能偏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国家政策法规，但因校制宜的探索和实践是非常需要的。例如：有些高校在大学章程中明确将“学生的权利”“教师的权利”放在章程的最前面，将学校的特点和奋斗目标凸显出来，将教育学的基本原则明明白白说清楚，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学校具体的制度和实施过程中让上述法规、章程的精神得到贯彻和落实，而不是在具体的工作中让其流于表面和空谈。例如：近年来，在高校的师生管理中，数字化、程序化、模式化等问题引起师生普遍的反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少了，代之以生硬的数字、数据和冰冷的制度。表面上看，虽然方便了管理，减少了管理者的负担，但对于问题的解决与改善却是不利的，因为有了更多的“隔膜”，一些本来很小的问题会酿成严重的事态。对此，这一问题应该引起高校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大学生”
在高校中，领导和管理者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人说，一位有远见、有实干精神和教育情怀的校长是高校走向“一流”的重要保障。同样，“一流”高校不能没有“一流”的教师和学生。
第一，关注大学中的“大学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在说：高校不能只有大楼，还要有“大师”。如果仅有几位集荣誉、待遇、地位、机会、条件、希望于一身的所谓的“大师”，没有教师整体素养和水平的提升，没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大学文化与氛围，“一流”的梦想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大学中还要有不是“高中生”的“大学生”，即有理想、有主见、有志向、有专业、会自主学习和研究的学生群体。他们既需要有教师们负责和因材施教的引领，更需要由学校给他们合理、自由与充分的发展空间。纵观古今中外无数名人发展的历程，在“大学”阶段的学习非常关键，只要政策、环境和方法得当，不少学生都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之亦然。为此，高校必须认真审视本校的各项制度、文化建设、教学评价、学生水平判断等方面的现状，了解利弊得失和背后的原因，为大学生的充分发展提供良好与有力的支持。
第二，关注大学生的教育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如何看待大学生的教育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意味着质量必然下降，更不意味着“专业教育”要降格为“公民教育”，理所应当地认同“去专业化”。笔者坚持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重要的是要改变教学的思路与方法，变原有的“精英教育”模式为“大众教育”模式，即要看到高校的许多专业学习更需要有“低起点”，甚至“零起点”的智慧和方法。我国的不少高校都在盲目地延续“高起点”的思路，加之使用僵化、生硬的教学和评估方式，致使“质量下滑”、失败者增加似乎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与国外先进国家的高校相比，我们的“淘汰”是再没有机会的真的“淘汰”。而其他国家通过保存“学分”、转校转专业、校际学分认同等制度，使一时的学习困难者，仍有机会完成学业。不仅个人免受损失，而且也大大节省和盘活了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这是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在这些方面，不仅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案例众多，而且也说明我们的高校教学还有待于更加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这需要我们从学校、专业和学生的实际出发寻求解决的方法和探究适宜的培养模式，让更多有机会进入高校的学习者能受到真正且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在僵化和没有生气的机构中找不到自我和自我的价值。
中国的高等教育要使一批中国高校跻身世界一流，不仅要关注专业建设、人才引进、项目争取，而且更要注重最基础的制度建设，注重高校师生积极性的充分激活与发挥。因为在专业性、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方面，规划内、体制内的成功虽是主要方面，但由于不少师生的潜力、创造性是隐性与后发的，若方法、政策和管理得当，将是对规划内、体制内培养的巨大和重要的补充。如果给这些师生以充分的支持和关照，就可能真正形成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理想局面，使中国高等教育有本质性的创新和发展。只有着眼于高校基础水平的提升，助力所有师生的健康和积极的发展，才有可能培养出更多德艺双馨的“大师”，而非少数“胜者通吃”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使一流高校建设更加名副其实、磐石永固。
总之，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不仅要关注少数大师和大楼建设，而且更要着眼于帮助所有的师生成功、成才，让所有的师生都有信心成为最好的自我，则中国的高校不仅能跻身世界一流，而且也能成为所有国家的教师与学生向往的地方。在硬件建设上，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而更大、更深层的差距是我们的制度和文化建设，是我们对所有师生的人文关怀和信心的给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