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目前世界上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的大学供职。根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全球大约30%的科学和工程类论文以及44%的最常被援引的论文出自美国的大学。与此同时，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

为何美国如此成功？显然，原因之一是富有。美国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的两倍以上（在2001年约为2.2万美元，而经合国家组织国家平均值为1万美元），而且校友和慈善家也经常向大学捐赠巨资。此外还有历史原因，美国人历来热衷于高等教育。但是，高等教育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这是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不过这样做并不容易——尤其对正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第一个原则是，联邦政府发挥有限的作用。

美国没有指导其大学的总的规划。它不象法国和德国那样，把大学教师作为公务员对待。相反，大学有范围广泛的一系列资助者，从州政府到宗教团体，从自费的学生到慷慨的慈善家。埃兹拉·康奈尔、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约翰斯·霍普金斯和约翰·洛克菲勒等富有的捐赠者对高等院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慈善助学之风今日尤在：在2004年财政年度，私人捐助者共向大学捐赠了244亿美元。

政府的作用有限并不等于漠不关心。联邦政府曾多次介入，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1862年的《莫里尔土地赠与法》使全国各地建起了“土地赠与学院”。二战后颁布的有关退伍军人的法案使大学变得人人可及。联邦政府还为科学和研究提供巨额的资助。

第二个原则是，竞争。

对大学来说，人人都参与竞争：从学生、教授到篮球队员。教授竞争联邦经费，学生竞争助学金或奖学金。这意味着成功的学校也不能安于现状。

第三个原则是，实用没有什么不好。

罗素曾对他在威斯康星大学遇到的俗务表示震惊：“任何一位农场主的萝卜出了问题，他们就派一位教授去科学调查。”美国从来都认为大学不仅仅是象牙塔。20世纪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曾说，对19世纪的美国寻常百姓来说：“教育是信仰”——条件是它必须“实用并带来红利”。

这种对“红利”的强调仍然是美国学院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美国开创了将学术界与产业界联系起来的传统。美国大学每年获得的版税和特许使用费超过10亿美元。170多所大学拥有某种形式的“企业孵化器”，数十家大学还经营他们自己的风险基金。    美国率先引入了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高等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正逐渐传播到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它相对于公共模式而言有四大优点。第一，它能更好地将公平与择优录取原则结合起来；第二，它更好地形成了一个包括常春藤名校和社区院校在内的多元教育体系；第三，市场模式的可持续性远远高于公共事业模式；第四，与只效命于一位主顾相比，为多位主顾服务使大学对自己的命运有更大的控制权。

这并不是说，向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体制过渡将是件容易的事。各国将不得不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办法是允许学生贷款。它们还不得不应付伴随新开放的市场而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如何才能防止学术界的“公地”被侵占？如何应对国内教育标准的不统一？如何防止彻头彻尾的欺骗，例如贩卖文凭？这些都是严峻的问题。但对大学来说，他们构成的威胁远远小于依靠公共部门拨款时长期“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