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首次率团来到中国，这所全美排名前十位的高等学府以其诺贝尔奖得主众多而引人关注。值此机会，中国教育报记者对锦穆尔校长进行了采访。

不可否认，每一所美国乃至世界名校的背后，都有着一连串值得骄傲的历史，这并不足为奇。然而，“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81位都曾是本校的教职工、学生或研究人员”却不是每个学校都有的辉煌，2007年该校教授再度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并且在这长长的81人名单上，我们找到了熟悉的名字——48届博士生杨振宁、50届博士生李政道。对于向往诺贝尔奖已久的我们，采访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教授的话题自然也就从这里开始。 “如果有人愿意到研究学府里做难度最大的工作，希望他来芝加哥大学”

提问是研究者的天职 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芝加哥大学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身在其中的人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一荣誉的？从锦穆尔校长的谈话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他对自己学校所取得成就的自豪之情。

锦穆尔校长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始终确保大学一定要有非常开放的、严格的、高强度的学术环境。过去我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环境，如果有人愿意到一所研究学府里做难度最大的工作，我们希望他能够到芝加哥大学来。这包括积极参与对各种新设想的验证，或者帮助别人来验证他们的想法。我们希望成为这样一种学校，能够吸引那些最具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学者。我们也因此提供了这样的科研环境给这些特殊的人才。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我们学校从事科研工作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学校就是他们希望从事非常严格的、复杂的、难度很大的研究之所。”

严格、复杂、高难度，这些词语具体到学校教学和科研上又意味着什么呢?锦穆尔校长说：“每个芝加哥大学的学生都能够体验到，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在不提问题的情况下就知道某些观点真实与否。因此要对很多问题、很多已知结论及假设不断进行严格的测试和验证，来检验它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学习过程会一直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学环境和科研环境中不断重复。举个例子，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常常会举办各种研讨会，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要提出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可以对观点提出质疑，对很多证明观点的数据以及可能的结果进行反复的争论、研究，这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学术环境。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论证的是结果的严肃性、真实性，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的背景如何，让大家广泛参与这个过程才能明辨真理。”

芝加哥大学有句名言“明辨之路是争论，而非顺从”，这是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遵循的价值观。善于提问，敢于质疑，是每一个研究者的职责所在。因为“在科研中，不只是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有些人在提问题的过程中就形成自己的一套新观点，特别有创造性。也就是说一个问题本身可以带来很多新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询问和疑问阶段就开始了。当这个过程开始时很多人也会逐渐地参与进来，就实现了通过提一些简单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又形成了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使这个问题更加丰富。”这就构成了芝加哥大学的“学术领导力”，符合这种要求的人，就是芝加哥大学引用传媒学词汇提出的“议程设置型”教师。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些教师，他们有能力先提出一个总体的问题框架，先问大问题，由大问题搭建出一个议程，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围绕着议程再深入提出一些更细致的问题，这样问题就能越研究越明白。

师生是一个团队 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既有早年在此求学的学生，也有正在此处任教的教师。芝加哥大学怎样处理教学与研究的关系呢?怎样才能让他们都从这片知识的沃土中汲取营养？ 对于培养学生来说，仅有知识，或者说仅有狭窄的学科知识是不够的。锦穆尔校长充满睿智的声音把我们带回了上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那时，一位三十岁的年轻校长哈钦斯冒天下之大不韪，批判当时风行美国大学的实用主义和职业教育化倾向，对该校本科教育实行打破学科界限的四年制本科学院制度，让学生通过“人文教育”或称为“自由教育”的方式学习“共同知识”，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广为称道的大学通识教育。 虽然芝加哥大学今日的通识教育模式已和多数美国大学趋同，仅在本科的前两年开设，但是其传统和内涵却依然延续。锦穆尔校长说：“芝加哥大学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基础非常广泛、非常开放的文科和理科教育，我个人感觉，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们给学生这样一种教育，让学生学会怎样脱离课本内容进行创新的独立思维。给学生提供这样一种教育，能够从更高层面带来一种灵活性，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变化。能够使学生学会提很多不同的问题，对不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不光了解历史，还要了解这个问题的现今情况，帮助他们形成在未来做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同于纯粹实用性的教学方式，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而设置的。” 对于科研和教学这对矛盾，锦穆尔校长的观点是，教师、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是学术团队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所强调的处处质疑、挑战、头脑要开放，反映的正是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他说：“我们特别强调所有的教师一定要不同程度地参与对学生的教学工作。同时，教师经常通过学生的质疑和挑战受到启发，获得灵感，打开研究的思路，因此教师也愿意把他们的教学视为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

在锦穆尔校长眼里，大学不应该是一个教师上课来、下课走的地方，而是更像一个企业、一个团队，或者说是一个家庭。他说，芝加哥大学有很多人，甚至所有的人，每天在努力地和大家保持沟通。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因此大家都认为好像生活在一个企业的环境中，整个企业要把员工团结起来，就要搞明事实、互相了解。在一个家庭中也难免会出现冲突，如果大家都集合在一起，集合在社区里做同样的一件事——为了要弄清真理，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纽带。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纽带才使师生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不能让一个学生因为学费的阻碍而放弃选择芝加哥大学” 开放性吸引人才 跟着锦穆尔教授，我们再次向前追溯，来到19世纪最后10年的美国。1891年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投资创办芝加哥大学，目标是使之成为一所纯粹的科研型大学。这所学校既接受男生也接受女生，既接受白人学生也接受黑人学生，既接受犹太人也接受亚裔美国人，还接受国际学生。要知道，这在当时的美国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正是这种自创建之日起一直坚持的包容性、开放性理念，支持芝加哥大学迅速崛起。

在谈到芝加哥大学的中国学生时，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在锦穆尔校长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说：“中国学生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都非常好，也很努力，而芝加哥大学也是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的地方。”面对记者的追问，锦穆尔校长说：“芝加哥大学有一万五千多名学生，因此不可避免有一些学生会出现问题。而且在一万五千多名学生中有很多中国学生，也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学生会出现什么系统性的或经常发生的问题。”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少了固有的刻板印象和标签。

除了学术严格，芝加哥大学另一项出名的要数它的高学费了。要保持学生的多样性，学费无疑是道门槛。在这个问题上，锦穆尔校长的回答是：“我们学校有很多政策，通过提供资金的支持让学生到我们学校受教育。资金支持方式有赠款和助学贷款。目前本科生的资助覆盖率达到48.1%。最近因为校友的捐赠，我们还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原来对学生的资助既有赠款又有贷款，现在把贷款部分免除了，全靠赠款来支持一些家庭收入低的学生到学校学习。” 锦穆尔校长说，芝加哥大学还有一种独特的方法来验证目前资助政策是否可行，“首先在录取时我们不论家境，询问每一个学生是否需要学习经费的支持，在学生正式入学后，我们会给所有没来报到的学生打电话询问原因，没有一个学生说是因为没钱或学费太高才不来芝加哥大学上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