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技奖近两年都是颁发给80多岁的科学家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它是对科学家一生科学事业成果的肯定。如果有年轻人马上能拿到这个奖，反而不正常。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都是各个学科的开创者，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年龄自然偏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梦恕 《北京科技报》中国工程院负责有对国家重要工程科学与技术问题提供咨询意见的使命，这在工作中就对院士的身体条件提出了一定要求。因为只有健康状况良好的院士才能够经常参与实际的调查研究，也才能够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这是近年来中国工程院当选院士年轻化的原因之一。不过，很多院士，包括年轻院士，确实还在承担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甚至还是某学术领域的带头人。“院士”这一称号在他们争取项目时确实会发挥作用，进而对学术资源公平分配造成潜在威胁。但这一负面影响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解决。

中国工程院院士 邬贺铨 《科学时报》国外知名大学每个学生每学期修四到五门课，学生就已感到课业负担十分繁重，而中国的大学生一学期可以修到七至八门课，反而还觉得很轻松，闲时还能辅修其他专业。这说明国内大学生的课堂教学含金量比起国外学生，实在是少得可怜。阅读量不增加，课堂含金量还不断下降，学生不积累大量知识，如何谈创新？

中山大学校长 黄达人 《科学时报》我们是个聪明的民族，但环顾四周，有多少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太少了。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视机、电话、电脑、空调、自行车、打火机，甚至小图钉都不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是什么阻碍着我们？文化氛围。“枪打出头鸟”文化、“官本位”文化、标榜文化——这就是中国千人一面的教育模式。我们从不为自己与众不同的思想感到快乐。有的学生得出实验结果后急着去对比文献，企图得到相关验证，却害怕得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结果。这种思维太可怕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 麦康森 《科学时报》论文数量并不能代表科研能力，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如今学术研究热衷于大轰大嗡，摆花架子；论文只求数量，满足于虚幻的政绩数字，其思想根源和外在体现，与1958年全民族炼钢如出一辙。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谭汝为《科学新闻》近十年来，由于高校扩招以及追求“高、大、全”的豪华办学之风盛行，不少高校债务越背越重。现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搞卖地还债，这显然不合理。如果不加以制止，马上会引发连锁效应，导致更多高校，盲目扩张，产生新一轮教育负债。高校卖地还债，政府不能顺水推舟。

浙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副所长 杨建华 《新华网》科技创新要惠及民生，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科技所带来的实惠，这在我的心目当中是最重要的。

科技部部长 万钢 《科技日报》世界拥有丰富的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的储备。美国占有已知煤供应的四分之一，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四国占据了煤储量的三分之二。而煤本身占世界能源供应的大约25%和碳排放的40%。要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在不久放弃煤都是极不可能的，基于这点，我们必须大力从事捕获和封存来自于化石燃料发电厂的二氧化碳的工作。

美国能源部部长 朱棣文 《Science》不改造现在的用人制度，不注重既有人才的培养、使用与管理，不为人才创造可以施展才华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单一的人才引进战略，非但难以让引进的人才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而且极有可能让人才引进战略迷失目标、走进怪圈。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文汇报》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研究生教育基本上沿袭了解放初期的教育体系。而国外却在不断改革。比如，目前国内还是一个研究生对应一个导师，研究生所学领域也只是导师所研究的范围，并没有更宽的视野。而国外已实行由不同专业背景的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来指导学生，方便学生得到更多更全面的选择。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卢柯 《科学时报》无论怎样出台法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让科学家道德完美。大学一年级开设一门关于科学道德建设的课程，在之后3年里面完全不提及、这样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在美国，高等教育和培训中，科学道德规范跟具体专业联系起来，科学道德的建设始终与专业知识培养同步，始终渗透在高等教育培养当中，教育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还需要在学习和培育当中形成评估和回馈。

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责任与法律项目主任 Mark Frankel 《中国青年报》科学造假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科研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大笔资金投入进来。因此现在的造假、很大程度跟经济利益有关。更可怕的是，学术造假问题已不是一种个体行为，某个人得到的好处不仅是给本人的而且也是给学校和某个利益集团的。 学者 方舟子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