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是压力族，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以下……”随着首份《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面世，“工蜂”一词变得广为人知。
这份对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65.2%）的“工蜂”已不认同贫富差距具有激励作用，过半（54%）“工蜂”有过不公平感。
“‘工蜂’的体型小、位阶低，却是社会金字塔的中坚分子。”上述调查负责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果“蚁族”描述的是底层大学毕业生，“工蜂”则更多凸显了凭知识资本而升入“夹心层”人群的困惑。
“在时下物质主义的坐标系里，仿佛只有‘极富’或‘极贫’才引人注目，事实上，‘不上不下’的群体更不该被淡忘。”廉思表示，时代怎样用更公平的分配机制，让一批不炫目、但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也是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
“夹心层”更渴求公平
青年官员、青年富豪、青年明星、新生代农民工、“蚁族”……在目睹了种种群体的酸甜苦辣后，一位自称“科研民工”的网民在微博上慨叹：“终于轮到我们了。”
在廉思看来，对“工蜂”族“迟到”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地位“不上不下”、境遇上差异较大，“个个有本难念的经”，“这也是各行各业里的‘夹心层’，难以被社会集中关注的原因。”
“在我们学校，同属40岁以下‘工蜂’，但历史系老师骑自行车，光华管理学院老师开高档轿车。理科‘工蜂’申请的科研经费几百万元不算多，文科经费几十万元已不算少。”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李睿（化名）这样描述他眼中“工蜂”族的“分化”。
“相对于‘蚁族’，先一步而迈入社会、学历和能力都要高出一截儿的‘工蜂’，不止在高校教师一个行业存在。事实上，他们散布在多个智力密集型岗位，因年龄、资历、经验尚浅而主要扮演‘工蜂’角色。他们属于‘夹心层’，分散性影响了该群体声音的传达。”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与“蚁族”相比，北京某国企员工高凯早已远离“悲情”：28岁，法学硕士毕业，有一份国企法务类工作，被朋友羡称为“稳定、光鲜、福利高”，工作第三年月入约6000元，有“五险一金”，据说单位还有集资建房的计划。但高凯有自己的无奈：“都说国企岗位是香饽饽，‘灰色收入多’，但人们往往看到的是金字塔顶端——核心部门的高管。其实，大部分年轻人是干活的，领死工资，福利多是发粮发油，集资建房不知等到猴年马月，目前也在为当‘房奴’努力。”
“与真正的社会底层相比，‘工蜂’一定程度上诠释着天道酬勤。但多年苦读‘修成正果’后，这批人往往又面临‘拼爹’时代来更激烈的竞争，还有结婚、买房、生养子女等多重压力。”廉思分析，恰如“夹心层”带着比“蚁族”更高的知识资本进入社会，“他们的自我认知与期许有理由更高”，对公平的渴求也更敏感、更敏感。“当期待无法达到时，其自豪感和幸福感会加速下坠，且更令他们难堪。”
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维护公平正义
报告的研究对象是40岁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师，这批“70后”、“80后”既是改革开放进程的“观潮者”，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领潮者”。“他们切实感受并深入思考了变革的推力和阻力，并有足够的自信对中国问题作出自己的观察和认知。”
报告显示，在对贫富差距的认识和容忍程度上，40.3%的受访者已表示非常不认同“拉开贫富差距能够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有24.9%选择了“比较不认同”，两者之和超过六成（65.2%）。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高校‘工蜂’族认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期待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报告指出。
高校青年教师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社会公平的整体情况呢？调查显示，极个别受访者认为目前社会“很公平” ，仅有4.4%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公平”，41.6%认为处于“一般水平”，34.5%认为“不公平”，19.5%认为“很不公平”。认为“不公平”和“很不公平”的比例超过了半数（54.%)。
不公平的来源包括管理体制、晋升制度和薪酬体系。54.9%的受访者认为现行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制比较刻板，缺乏灵活性；68.4%的受访者认为职称晋升制度多以年龄划线，‘论资排辈’现象比较严重，缺乏激励作用；73.5%的受访者认为单位薪酬体系设计不合理，不能体现工资收入与个人能力相挂钩。
在廉思看来，这一现象不仅产生于高校的“小环境”，也是“赢者通吃”大环境使然。“一些高校年轻教师背负着整个行业的光环，但往往‘名至’而‘实不归’。由于内部差距在拉大，自己时常是‘被平均’的那个。”
“不是所有高校教师都是于丹、易中天。”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施向东从管理者的角度证实，自己身边的“工蜂”，多数“学有专攻，进取心非常强，工作四五年左右即已是院里的‘顶梁柱’”，但高校教师的总体收入多年来在原地踏步，“年轻老师由于职称低，增长幅度小，大部分人是比较清贫的。”
在李睿看来，“工蜂”与学术权威们更无法比肩的是社会资源。
“他们都很勤奋，很上进，能吃苦，但资源太少。”李睿在学院担任助教工作，经常与教师接触，他认为资源就是商界、政府方面的人脉，社会名望，以及与学术刊物的关系，“这些都对‘工蜂’的成败‘有致命影响’”。
李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即使在北大，也经常上演着“名教授考虑‘推掉那些找上门的资源’，年轻老师‘想去找却找不着’”的两极现象。“其实，那些名人写的文章未必怎么样，但文章代表了他的观点，因为这些人本身有影响，有发言权。”
廉思指出，研究中发现，日渐扩大的差距正在令一些“工蜂”族或心灰意冷。
“我刚做老师时，坐了几年冷板凳，先是老老实实做了3年助教，然后做了5年讲师，几乎没发什么文章，也没有什么压力。但这5年积累使得我后来开始大爆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回忆道。
受访学者普遍感到“退一步一无所有，进一步翻天覆地”的感觉正在全社会强化。对象牙塔里的“工蜂”来说，“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研究做好”正变得奢侈。
如何让优秀的青年看到希望
“工蜂”概念的出现，也引发疑问：“是什么造就了大家一起‘炫苦’的时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此解读：“平心而论，高校里的年轻人待遇还是可以的。我编的《筒子楼的故事》很多学生看了流泪，说没想到老师你们当年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当然希望年轻人生活好，但所谓‘一步到位’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
他指出，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关键是时代“如何让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
“不管在高校，还是在企业或公务员系统里，永远都有‘工蜂’。年轻人希望有所作为很正常，但年轻也意味着从低处起步、经验不多、贡献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做‘工蜂’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李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但他同时认为，政策和评价体系也应有所调整，“给努力的‘夹心层’更多公平上升的奔头”。
廉思研究团队在报告中建议：“在管理制度中，开辟青年教师特别通道，避免‘工蜂’在各种非学术竞争中，面临不平等的局面。比如在各种课题经费、基金之外特别设立青年教师培育基金，给青年教师生存和发展提供可以发芽的‘种子’。在各种评先评优机制中，特别制定40岁以下青年骨干教师选拔机制和管理办法。”
施向东认为，不妨在课题管理上给年轻人更多弹性。“学问是需要积累的，不是原料进去，产品就能出来。要做上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出来精品，年轻人的积累需要更宽松的环境。”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还直言，评价“个人学术科研能力”的标准亟待改变，应主要取决于同行评议。“没有论文参考不行，但是论文的作用不能被无限放大。”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陆国栋认为：“首先提高高校青年教师的薪酬，让‘工蜂’们有一份体面、有尊严的收入；其次，‘工蜂’族也要转变一些观念。”
廉思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针对“对未来5～10年内社会公平状况的变化趋势如何？”问题，38.9%的“工蜂”认为“会有所改善”，14.3%的受访者认为“维持现状”；25.9%的受访者认为“不好判断”。
报告分析道：“总体来说，尽管‘工蜂’对当前社会公平状况评价偏向消极，但对于未来5～10年的社会公平变化趋势，仍持谨慎乐观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