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综合改革，沪上先行先试，交上出色答卷。日前，中国教育报刊社联合采访团走进上海，惊喜多多。
解码上海教育综合改革，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推进每项改革任务前，都要进行大量论证，防止拍脑袋，避免想当然，坚定按照“蹄疾步稳”原则扎实推进。
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把可复制、可推广作为基本要求，上海成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的探路者、示范者和引领者。无论是“十二宫格”布局，还是大学与中学无缝衔接，无论是育人制度体系、“管办评”制度体系，还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共赢的协同联动制度体系，所有改革均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一个是公平，另一个是优质。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海聚焦提升各级各类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深化十项重点改革。优化教育投入体制机制、提高经费保障水平，完善师资队伍管理方式、打造教育人才高地，加快高校科研管理改革、促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是其中三项重点举措，涉及经费投入、人事管理、科研评价三方面。
经费管理：由强调“总量增加”到“科学投入”
高等教育经费条件，决定高校办学的质量和水平。而经费的管理和使用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二是高等教育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014年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以来，上海市委市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全市财政教育经费由2013年的750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800多亿元，高等教育投入也有相应增加。
经费保障到位了，怎么支出才科学？答案是：扩大学校自主权。
以往，政府投入的专项经费与学校实际需求总是存在误差。专项经费渠道多、管理部门多、申请复杂，学校在支配这笔经费时限制也多，经费经常与学校短期发展动力与需求不匹配。
据上海市教委财务处处长王家一介绍，为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高校办学活力，上海市以放权和监管为核心，实施高等教育投入机制改革，加强经费综合监督管理。
三个转变：从专项投入为主向经常性投入为主转变、从分散投入为主向学校整体投入为主转变、从硬件投入为主向软件投入为主转变。
三个打通：打通生均公用经费与经常性专项经费、打通“十大工程”专项经费与地方高等教育内涵建设相关的经费、打通用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经费。
三个机制：建立以基本办学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为主的经常性投入机制、以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项目为导向的市级统筹投入机制、以提高教育项目支出效益为目标的综合监督评估机制。
其实质是以放权为核心扩大高校基本办学经费自主权。
据统计，上海市级财政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中，2012年经常性经费投入约占30%，到2015年已经占近70%，由学校统筹与自主安排的经常性经费总量大幅提高。
这一改变得到了许多高校的认可。
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施建蓉认为，新的拨款机制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更大，能够根据近期发展目标灵活使用经费，学校发展有了更充足的保障。
上海大学总会计师赵明也认为：“学校自主可控的经常性经费数额在增加，学校在公用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方面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改革让学校受益良多。”
上海市属高校的财政投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以基本办学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为主的经常性经费，一部分是上海市的重大专项经费。除了扩大高校经费自主统筹使用权之外，上海还增强了重大教育项目的市级统筹力度。
2014年、2015年市级财政高等教育专项预算资金主要用于构建以一流学科建设、领军人才建设、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等为核心的“高峰高原”计划。
以往，高校经费投入主要用在硬件设备上，花钱在人身上比较难。但在高峰高原建设中，软投入比例非常高，人才培养和引进比例达到50%，这在全国领先。这充分体现了由“物的投入”到“人的投入”的转变。
而充分放权，也必须配以有效监管。总会计师制度是举措之一。
2015年，上海市教委向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委派总会计师。
总会计师制度之所以实质性启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的财务情况越来越复杂，亟需专业人士接手。一方面是办学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另一方面则是经费使用渠道的多样，高校越来越需要提高教育经费使用和资产管理专业化水平。
上海高校总会计师相关管理规定，针对学校有重大影响的经济活动，实行总会计师和学校校（院）长共同签署和审批制度，赋予总会计师参与学校重大财务决策的权力。总会计师要发挥财务管理的专业能力，着力从内控管理上防范学校财务风险。
“我理解下来，总会计师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学校专业性的分管领导，从专家角度，协助校长管理学校财经工作和切实执行好国家和地方的各项财经制度，从内控上防范财务风险。”赵明说。
此外，上海建立高等教育投入评估咨询机制，建立评估咨询专家库，充分发挥各方智慧，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投入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健全高校经费综合监督管理机制，出台《地方高校内涵建设经常性经费使用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的若干意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总则》以及固定资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库存物资管理、出租出借管理、委托经营管理、房地产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等系列配套制度；同时明确高校经费监管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市属高校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实行地方高校经费使用情况绩效评价和考核制度，试行地方高校财务管理状况评价。
管好“钱袋子”，才能把力气用在刀刃上。通过以上举措，上海市加强经费综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把教育经费管好、用好、谋划好，上海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更有动力。
教师发展：由“博士生”成长为“教学骨干”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高水平的师资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创新人才走向社会，才能带动社会各界创新发展。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道路上，人力资源是重要支撑，也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巨大力量。
怎样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
一方面，健全高校教师全过程培养管理体系。
据上海市教委人事处介绍，上海着眼于教师储备、职初培养、专业发展、人才引进、高端引领等关键环节，为教师职初发展、职业提升直到成为高端人才提供助力。
“微笑曲线”工作法被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微笑弧线”的两头，一端是教师选聘与职初培养，一端是高端人才培养。
为强化人力资源储备，上海实施高校师资博士后制度，即借助博士后平台对即将入职的青年教师进行前期职业能力考察。考核合格者毕业直接进入高校工作。师资博士后期间的经历，在教师职务晋升时是得到认可的。考核前置后，教师素质得到充分保障，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有体制下“人才不好进、进来不好出”的问题。
为帮助新进高校的青年教师开展教学和科研启动工作，上海实施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向新进高校并获得市教委新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的青年教师资助经费3.5万-6万元，这“第一桶金”有效缓解了“青椒”的科研压力。
“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是教师的专业发展。
国际化”“行业化”是上海高等教育的两个显著特点。为继续发扬特色，上海市教委与各高校鼓励中青年教师加强海内外交流与访学。中青年教师国外访学进修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计划、国际水平师资培养计划等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计划层出不穷。在多样支持下，上海高校中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应用实践、国际交流等能力不断提升。
同样，针对市属高校的行业化特点，上海市教委还推出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要求教师深入行业企业去学习锻炼。这让许多教师主动走出“象牙塔”，在实际生产中提升能力，进而能够培养出具备实践能力的创新人才。
另一方面，完善人事配套制度，不断激发教师队伍活力。
2015年6月，上海市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
“一把尺子量所有人”变为“每个群体有不用的尺子”。
上海市教委出台《关于试行市属高校教师分类考核评价的指导意见》，要求学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对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教师、不同发展平台的教师进行分类考核，强化岗位聘任考核，建立首聘考核、续聘考核、长聘考核、团队考核等制度。同时，完善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考核，对代表教师学术技术能力的主要成果，从教学研究为主、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主和成果转化及技术推广为主等方面进行分类评价，建立各类教师在各类岗位聘任和晋升的“立交桥”。
施建蓉介绍，上海中医药大学在教授以上又分了3级，分别是首席教授、讲席教授、特聘教授，学校与他们签订为期3年的工作目标，如果达标，学校会在国家绩效工资的基础上，再对应级别给予每人30万至10万元的协议工资。
“但成为首席教授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学校对首席教授的考核标准十分严格。我们在评价时候不看他发了多少论文，而看他能否保住学科领先水平。为了保住学科领先地位，首席教授就要想方设法招揽才人、争取重点实验室、培养杰青等，工作的主动性大大增强。”施建蓉说。
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但现实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又一直存在。怎么解决？
上海市教委在试点公办高校教师潜心本科教学的激励计划。
上海市有一条硬性规定：所有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而且要上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以此作为教授任职的基本条件。同时，还要求学校实施坐班答疑制度和校内自习辅导制度，让学生在课堂时间之外也能很方便地与教师交流。
对此，各个高校都积极出台了配套的人事制度。例如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等高校将教学工作量、教学质量及教学改革成果作为教师教学绩效考核、激励经费分配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重要评价指标；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新增了教学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通道，为潜心教学的教师设计专技职务晋升通道；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对前一年度教学质量考评结果位于全校教学团队前40%的教学团队给予5%-20%不等的奖励，对最后10%的教学团队减少资助经费。
多管齐下，确保教师能够成为教育综合改革和高校内涵发展的有力支撑。
科研评价：由“总量排序”到“更加关注水平和贡献”
激发教师活力、孕育科研成果、培养创新人才，也要从科研评价机制改革入手。
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青年教师林燕丹所在的照明学科是一个交叉学科领域，又属于工科应用，论文发表在SCI高区比较困难。在过去的评价体系之下，林燕丹评教授基本无望。
评价标准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教学一直是科研评价领域的三大问题。
幸运的是，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逐渐深化，高校对教师成果的评价方式也日渐多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关于推进上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分类评价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要以激发创新活力为根本，以质量和实际贡献为导向，逐步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科研分类评价体系。
复旦大学的科研考核体系一直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复旦大学科技处处长殷南根介绍，2009年，为了解决部分文科院系中少数不符合“刚性”学术标准、但又确实优秀的候选人如何脱颖而出的问题，复旦大学首次尝试了“代表作”评价机制。即候选人自主提出申请，在通过院系推荐和学校审核后，由学校邀请的5位校外资深同行专家对其提交的代表性论著进行审阅，判断其是否真正优秀。如果候选人的学术水平获得校外专家的普遍认可，则可与其他“正常”途径的候选人进行最终的竞争。
2011年，“代表作”评价机制在所有文科院系先行试点；2012年，复旦大学正式在全校推行实施“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
“比如，应用文科里相当一部分研究是为国家决策咨询服务的，因此，决策报告被相关部门采纳也应当视作教师的成果。再比如，搞科学研究的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把教学工作做得好，甚至获得上海或者全国的教学奖，这也应当视为教师的代表性成果。成果应该是多元的，也是多种形式的。”殷南根说。
林燕丹成为代表性成果制度的受益人之一。2014年底，她凭借5项代表性成果晋升教授。
在她看来，复旦大学的“评价体系很严格，虽然量化的部分少了，但是由校内外学科专家围绕申请人提交的代表性成果进行综合评估，能保证教师获得比较客观的评价。青年教师或者单靠论文体系不能得到很好评价的老师，在新的评价体系里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以往，学术评价过程中“唯数量化”“形式化”“行政化”问题普遍存在，改革就是要打破“一刀切”的评价方式，让教师聚焦自己的优势，产生真正高质量、有影响力的成果。
不唯数量、看重质量，把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体现学科标准，成为探索公正、合理、科学的科研评价制度的总思路。扩大二级院系评价自主权成为趋势。
复旦代表性成果制度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区分设置评价标准，将每个学科具体的评价标准授权给各个院系教授大会，院系可按照本学科的特点，对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和学术活力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定。例如，公共教学类院系可在“课程建设、教学评价”方面细化标准；社会科学类院系可结合“参与政府咨询决策、服务社会”方面提出要求；工程类院系可对“成果应用与转化”明确标准等。这样，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向、不同老师的特点都能够在评价指标中体现出来。
突出学科特色的思路也体现在上海理工大学的改革举措中。上海理工大学根据理科、工科、文科、艺术、体育等各学科门类的特点，分类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
“对外语学科，我们增加了译著的考核指标，而去掉了国家或省部级科技奖、发明专利等不适宜外语学科特点的考核指标；对体育学科，我们对科研经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不做要求，但强调论文发表，要求在学科学术水平方面要有循序渐进的提高。”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处处长张大伟说。
一个共识已经达成，那就是科研成果并不完全等同于专利、论文、奖项。
“成果本身是强调解决科学、应用领域或者决策咨询的重大问题，问题解决后产生的影响与贡献都是成果的应有之义。论文、专利等只是成果的表现形式。”殷南根总结出了科研评价制度改革的前提：明确“成果”一词的含义，厘清它与“形式”的区别。
而建立针对不同类型学科的分类评价机制以及对科研成果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就是强调提升对科研成果本身的关注度，同时把成果的多种表现形式，不论是论文、专著、发明专利，还是艺术作品、创意设计、重大演出、咨询报告、国家和行业标准等，都纳入科研成果评价的观测体系，让不同类型的人才都能脱颖而出。
评价是风向标。上海高校灵活而严谨的科研评价体系，让教师有了更多创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