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世界历史主流的因知识与资本的全球流动而导致的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进而极大影响了大学的转型。本文作者首次提出“大学理性”的概念，认为大学理性就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作者认为，近现代大学的发展路径就是一部大学内部理性逻辑与大学外部多重压力不断对抗、相互制约，继而在新的起点上建立新的平衡的历史。

    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理性与大学责任

    自上世纪60年代始至本世纪初，始于美国然后迅速蔓延全球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惠及了千家万户，这种功利主义政策使大学“公共职能”浮现，融入社会公共生活；与此同时，大学自主职能”与价值自由观念渐渐消隐，“大学责任”一词日益和高等教育紧密逐渐联系起来。从更深邃而广阔的视野来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世界历史主流的因知识与资本的全球流动而导致的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蔚为壮观，“支持全球化就是尊重市场规律”成为一种强势逻辑，直接撞击大学的理性精神，进而极大影响了大学的转型。世界各地大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自教育内容到教育品质都被迫深陷其中，尤其是非英语母语国家还必须应对以英语为基本渗透工具的欧美霸权文化的侵蚀。

    大学发展是内部理性逻辑与外部压力相制约的历史

    一方面，这种由资本之“主义”主导的市场化运作逻辑逐渐遮蔽甚至取代了由理性之“主义”主导的大学学术化运作逻辑，“经济主义”的逻辑开始泛滥到校园学术生态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象牙塔内部的学术研究与象牙塔外部的市场价值主动勾联而衍生的“学术资本主义”无孔不入，并深入大学的“骨髓”，进而表现为大学理性的沦丧，校园文化生活自主性的丧失以及学术创造力的萎缩。这种由外及内与内外勾联而产生的压抑教育主体性现象导致了大学性质的重大变化，一般称之为“当代大学的自我异化”。

    自中世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来，这种最具原创特色的组织形态已经跨过了近千年的历程，近现代大学的发展路径就是一部大学内部理性逻辑与大学外部多重压力不断对抗、相互制约，继而在新的起点上建立新的平衡的历史。以理性为主导的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把大学视为理性的产物和理性的工具，是探索高深学问和普遍真理的场所，认为大学对真理的探索出自不计功利得失的纯粹理性冲动，并要求大学重视自由教育，培养自由人和完全人。任何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往往就是人类探寻高深学问活动即理性繁荣的结果，因而大学就自然而然成为人类传承知识与创新知识的主要场所。

    因此，可以说，认识论及其理性思维的发展是推动大学这种特殊组织机构演化与制度变迁的动力，其中围绕知识的认识论问题就是大学理性的中心议题。

    大学理性 无时不贯穿于大学之中

    西方大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表明，从古希腊学园到中世纪大学，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式大学，再到倡导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的美式大学，大学理性无时不贯穿于其中：首先，知识与理性是整个学术系统工作的基本材料和基本工具，教学和研究则是操作这种材料和工具的基本活动；其次，大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谓的“高深学问”，本身就是大学基于自身理性执著追求的结果；最后，现代大学所提倡的社会服务，必定是大学应用自身所特有的高深知识和学术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过程。

    现代大学三大功能的合法地位的获得分别在不同时期以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域。然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学术界大多数人在谈论大学相关话题时，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理性当做大学发展的至高原则，这也间接成为高等教育哲学思想演变的“大熔炉”。

    以此推论，大学理性就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换句话说，大学理性首先是一种历史与文化传统，它既是稳定的，也是进步的，表现为张扬理性精神，追求知识与真理，把理性看成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其次，大学理性还是一种大学哲学观和方法论，关系到大学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

    理论研究与实践生活同样表明，大学理性与大学实践之间往往会存在一种必要的张力，使得两者既有“不可分割性”，又具“创造性紧张”。“不可分割性”表现为大学系统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果不恪守自身的理性，必然会因缺乏特定的价值观与目标而迷失方向；反之，大学理性只有落实到具体的大学系统构建过程中，才能使其精神得以充分贯彻实施。“创造性紧张”则体现为大学理性具有理想的特质，大学实践则要面向现实，因而在时空交错的具体环境中，两者常常处于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之中，因为一方面在探求高深学问过程中大学理性能提升大学的教育水准，维持大学的高贵灵魂，另一方面大学系统在面对世俗社会时可让大学理性更具方向感，两者之间互为创造，合之双美，离之两伤。

    当代大学需要大学理性

    显而易见，一个与世隔绝的大学并不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需要的，因为它的生存只能以牺牲对现代社会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的专业教育质量、应用性研究、社会性批评、专家建议为代价。同时，它对于人们正确理解现代大学主流模式之一的“威斯康星理念”的真正本意也作用重大，大学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即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基点正在于大学所拥有的理性、知识与学问，但随后仿效的某些普通大学甚至研究型大学，并没有坚守这种理念所倡导的学术基础，以至于部分损害了大学真理探讨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牺牲了客观真理的普遍价值。

    自从柏拉图的“洞喻”，特别是从罗马挪用了希腊思想以来，西方教育甚至人类整个教育的目的，无论其在历史时空坐标上的具体变化程度如何，就一直是致力于把人类从堕落的黑暗深渊中引领出来，生活在普遍的光照之下，并试图重新让人类上升到光辉闪耀的奥林匹亚的高度。所以，一方面，针对全球化所造成的大学自我异化与理性的沦落，当代大学只有依据自身固有的理性原则对重要的社会问题给予回应，适切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才能作出惟其能作出的贡献，这需要重新考虑并权衡诸多不同的价值观，比如，维护学术自由，维持卓越的学术水准，重振学术事业至高权威，保护学生的个人权利与合法利益，满足需要从大学知识服务中获益的那些人的需求，等等。另一方面，作为世俗社会中理性精神、精英意识与卓越原则的发源地与贮存库，当代大学还必须充分意识到促使自身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的意义：它应当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单纯意义上的“公共职能”，因为大学本身就内含理性至上的逻辑渊源。(作者系新华文摘教育专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