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伊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广东演讲时抛出“学费涨价论”，基于他所得到的大学在校贫困生的比例仅占全体在校生10%～20％的数据，认为应该将大学学费大幅提高，将从“富人”手里多收的学费，通过资助的方式补贴给家庭贫困的学生。在2007年11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提出类似观点，认为大学生应该负担高等教育所有的成本，而贫困生可以奖学金的形式免费或者部分免费。他进而提出，中国教育应该通过充分竞争，形成教育多元化，这才会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多元化分布。
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从一提出便招致激烈的批评，记者就此采访了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孟繁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经济学专家赖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学校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袁连生，三位学者就茅于轼、张维迎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学学费是经济问题还是教育问题？
在孟繁华看来，茅于轼和张维迎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从哪个角度上去分析的问题。孟繁华认为他们的观点从经济学理论讲无疑是可以的，但是大学教育不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大学承载科学研究、培养人才、社会服务以及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使命，高等教育内部有着自身发展的逻辑和体系，因此看待教育问题的立足点应该是教育本身的规律。用经济学的理论解决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不恰当的。
教育领域存在经济因素，但它是支流，比如九年义务教育也是为公众提供了教育服务，为什么免费呢？这是因为国家基于提高国民素质的长远国家利益来制定法律，而不是每时每事都要用经济学角度的投资与回报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在教育问题上，教育理论要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主导理论，而非经济理论。
赖得胜认为，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既能为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带来回报，也具有很强的社会经济效应。正是由于教育具有双重属性，因此，各国政府都很重视教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政府不投资教育而仅靠私人投资的。十七大报告讲：“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是被国内外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以及教育成本的分担问题，不能纯粹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毕竟教育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有些人对茅于轼教授和张维迎教授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大学生的教育成本应该由谁来负担？
在孟繁华看来，大学收学费是应该的，这是基于成本分担机制的考虑，比如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培养成本为20000元人民币，这些成本需要政府、学校、学生三方来承担，这个分担机制是基于谁投资谁得到回报的原则，是合理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公立大学都没有按教育成本全额收费的。
赖得胜也认为在现阶段对上大学进行收费是必要的，因为教育能够给私人带来经济和非经济的收益。同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力有限，不可能完全靠财政办高等教育，需要靠学费和社会资金做补充。现阶段，国内公立大学学生交的学费仅占高等教育成本的1/4左右。尽管如此，对那些家庭收入低的学生，这已经是个不低的数字。因此，一方面要收学费，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奖贷助学金制度，对那些确实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学费减免或资助，使他们不至于因为学费问题而上不起学。对此，政府最近几年花了很大工夫，想了很多办法，筹集资金，设立国家助学金，用于对优秀学生和困难学生进行奖励和资助。
大学里到底有多少贫困生？
孟繁华认为，茅于轼提出的贫困生占高校在校生的10%～20％这个比例平均看虽然差不多，但事实远不是如此简单。具体情况差异很大，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院校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据权威部门调查，农、林、师范类学校贫困生比例是30%左右，特困生比例达15%，两项相加是45%左右，而一些艺术类院校贫困生比例却很小。那些贫困生接近一半的大学，如果采用茅于轼提出的方案，将会是一个可怕的局面。“我们进行统计，进行政策分析时，不能只看平均状况，而是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对待。2007年，国家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了师范生免费政策，正是基于师范生中贫困生比例较大，以及国家对教师职业的重视而作出的重要决策。”
中国大学学费是高是低？
孟繁华认为，现在学生个人承担的学费占培养成本的比例已经够高了，达到30%左右。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一般控制在15％以内，而且学费在学生培养成本所占的比例是动态的，是根据家庭收入的多少来变动的。以英国为例，全额学费是1000多英磅，但是有30％左右的学生因为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水平而免收学费，其他学生根据家庭收入情况交部分学费或全额学费。在我国大学收费问题上，英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在孟繁华看来，我国目前人口结构中，农民占了大部分，2007年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4000元，而大学生一年的学费是5000元左右，学费在家庭收入所占的比例很高了，农民家庭出一个大学生把全家压垮的现象并不罕见。与国外相比，学费在家庭收入所占的比例高出很多。
袁连生认为，就目前的平均水平看，中国公立大学学费在教育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和在居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与国外相比是比较高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的大学学费不算低，但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
从中国公立大学的在校生的家庭背景来分析，高水平大学，特别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里，城市家庭的学生占多数。官员、企业管理层、知识分子等社会中比较富裕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比例较高。但那些省市属的普通高校以及高职院校里面情况则不同，这些学校农民家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相对较高。从大学生的教育成本方面来分析，高水平大学的大学生培养成本较高，地方大学和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成本相对偏低。
就目前的平均情况来看，学费占大学生教育成本的30%左右。由于高水平大学学生培养的成本较高，那么这个比例达不到20％，而地方大学和高职院校则有可能达到50％以上。
因此，袁连生提出目前中国公立大学的学费存在不合理的倒挂现象：高水平大学、教育部直属大学学生多来自富裕家庭，但学费水平与省市所属的贫困学生比例很大的大学差不多，甚至还更低。如果进行大学学费调整，应该考虑目前不合理的学费倒挂现象。
大学学费该不该涨？
在这个问题上，孟繁华的态度很坚决：“影响大学学费的因素包括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社会的需要和人力资本回报。大学学费有个动态的调整也是可以的，但就当前情况看只能稳定、减免，不能提高。温家宝总理最近曾说过，我们应该多研究穷人经济学和穷人教育学。进行任何政策研究，都必须首先考虑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这才是最大的国情。目前大学学费的标准对城市中的中间收入阶层是比较恰当的，对广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家庭来说确实高了。”
在孟繁华看来，用提高学费并从中拿出资金资助贫困学生的方案不具有操作性，如何奖励贫困生？贫困生的学习就一定好吗？如果贫困家庭的孩子无力负担学费，那么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大学，补助和奖励更加无从谈起。
而赖得胜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否应该提高学费，要看不同收入阶层大学生的比例，如果在校生中高收入阶层孩子的比例很高，贫困家庭背景的学生少，那么提高学费就有一定道理，因为通过提高学费，扩大教育规模，从而为穷人家的孩子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这类似于征税，调高补低。
袁连生进一步提出，如果要调整大学学费的话，应该提高高水平大学的学费，降低高职院校的学费。在学费调整之前要将中国大学的办学层次、在校生家庭背景结构、教育成本进行全面分析，才能拿出公平的方案。用一刀切的方式来提高所有大学生的学费是不可取的。
如果要提高高水平大学学费的水平，要有前提条件，即高水平大学多收学费后，要保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让他们上得起学。
另外，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大学学费决策机制，这非常重要。比如国外公立大学收费多少与政府预算合在一起考虑，收多少学费需经议会的批准，这是一个公众决策的过程。我国目前收取多少学费，主要由政府和学校决定，公众的影响较小。如果健全了这个决策机制，只要是严格通过公平的公众决策机制决定的学费，其高低能反映多数公众的意愿，就是合理的。
高等教育该不该引入竞争机制？
针对张维迎所提出的，大学应该引入竞争机制，让大学在竞争中优化资源配置这个问题，孟繁华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大学教育最需要建立的是合作机制而非竞争机制。将作为市场经济关键词的竞争引入教育领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冲击、消解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激发了教育活力、提高教育效率。但在进行现代教育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以及进一步促进学校组织发展方面力所不能及，甚至由于过度竞争造成了诸多问题。
办大学毕竟不是办经济实体，要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品德、健全的人格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这些基本上都不是通过竞争实现的。在涉及大学管理问题上，竞争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不要在各个方面都“加强”竞争，不要到处引入竞争机制。合作是人类的本性，人的本质就是相互依赖的，大学里更应该引入的是合作机制。竞争带来的是人和人之间感情的淡漠、疏远，而合作会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和谐。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在这种形势下，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