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不久前，我国东部某省出台了一个禁止男教师和女学生单独相处的规定，激起了一些教师和社会人士的争议，这样的规定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男教师都是不值得信任。教育改革中教师的一系列问题如学术腐败和教师的有偿家教等也引发了人们对教育的信任危机，虽然这样的一些问题只是极少数的现象，但是它毕竟表明这样一些有悖于教育本质的问题的存在。
那么人们就不仅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教师是值得信任吗？
如果教师不值得信任，那么何以解释一些农村代课教师在区区几十元工资的情况下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工作岗位而无悔？如果教师能值得信任，那么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著名”教授、学者的学术剽窃行为呢？我以为对此问题不能进行简单的道德谴责，要进行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我们要分析对教师信任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
何以有的制度下教师更能值得信任而在有的制度下教师让人信任不容易？信任理论可以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分析框架。二、信任与教师的职业社会学家认为，信任对于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对社会交往和管理起到协调的作用，良好的信任有助于社会资源的节约；信任总是与减少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有关，是与风险相联系的，过于盲目的信任可能会造成社会生活的巨大危害[1]。
德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马丁·施威厄教授在其新作《学校生活中的信任》一书提出，信任是师生交往的基础，教师的不可信任将产生巨大的问题，导致真正教育的难于发生，没有师生间信任，学校就无法承担教育的使命；学校作为教育任务之一就是信任建设[2]。我们在前面谈到了现在教师中的一系列化问题都是与信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与教师这一职业的特点有关。
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对教师的职业特点作了以下的几点总结：
首先，具有复杂脑力劳动的特点。教师的劳动是很复杂的，需要运用教师的知识和智慧。
其次，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任何职业都要求创造性，但教师不同，更需要有创造性，并且还要有灵活性。
第三，具有鲜明的示范性。教师具有权威性，学生往往把教师视为学习的榜样。最后，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教师教育的效果有些是立竿见影的，而大多不是立马起作用，需要长期的工作
[3]。从教师的职业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的职业相对于其他职业来说，对于信任有更高的要求。由于教师职业的示范性，对教师的不信任将使教育过程实质上难于开展，对于一个不信任的教师人们很少会相信他说的话，因而也不能发生师生间那种有教育意义上的交往，那么教育的传承文化等功能就很难于发挥作用。
从教师职业的复杂性和创造性来说，信任对于教师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复杂性，我们对于教师的工作处于一种信息的不对称，没法对教师的工作进行一个完全的评估和监控，如果没有信任，教师管理将是一个巨大成本的工作。而信任是一种对复杂性的简化机制，正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没有信任，创造性就是一句空话，只有信任才能进行复杂的、创造性的工作，这都可以从中外科学史上得到证明。信任是一种美德，从教师工作的长期性和长效性来看，没有对教师的信任，教师只能是急功近利的、快餐式的、追求明显工作成绩的教育，而不会去进行那种对学生来说，要几十年以后才能表现出的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幸福所必需的心灵的教育。
然而，信任也是一种风险，一个从各方面都不值得信任、根本就不合适的、甚至是有犯罪劣迹的人做了教师，可能对教育和学生所造成的后果和危害也是非常大的，这从我国一些学校中发生的学生受到的侵害事实可以证明。三、从信任的基础看教师管理中的认识误区根据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P.Sztompka)中对于信任的理由或基础的总结，主要有三个维度，即理性的、心理的和文化的
[4]。他认为，给予信任是建立在对被信任者的可信性基础之上的，他们的可信性是行动者的主观判断，是一种知识论的性质，它们归结为信任者获得的关于被信任者的一定的知识和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是一种理性的计算；但信任不仅仅是计算的关系，也是一种心理的倾向。信赖(trustfulness)使人们倾向于给予信任，而怀疑(suspiciousness)倾向于使人们拒绝给予信任，完全不依赖于对可信性的任何估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人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的行为，文化不是上帝给予的，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社区或社会群体历史积累和集体经验的沉淀物。总之，信任是建立在对被信任者的信息了解和社会文化形塑下的信任者个体和集体的特征之上的。教师作为社会职业工作者的一类，也同样是有一个信任和被信任的问题。
尽管以前我国对于教师的宣传一直是以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奉献的甚至是不计报酬的“春蚕”“蜡烛”精神，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对于教师的期望和信任是非常高的，按照传统的“天地君亲师”排序中，教师的重要性在一个人的价值观中仅次于君主、父母，是非常高的。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信任受到严峻的挑战，不是每一个教师都是那么的不计报酬的奉献式地工作着，也不是每一个教师都是一分收益一分付出的，根据什托姆普卡中对于信任的理由或基础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教师可信任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管理者的理性有限与信息不对称导致信任的不容易建立。
从信任是建立在对被信任者的足够了解之上，教师可以利用其专业和知识的信息优势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管理者不可能对于教师的所有信息都能全部获得，因此，对于教师的监督成本是巨大的。
尤其是在当今教师专业化的背景下，教师有权选择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且，管理者相对于教师群体来说总是少数，相对教师本人来说，管理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也是不对称的，我们可以推论，如果没有对教师的足够了解，对教师的信任就不容易建立。教师的复杂人格是对信任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
不管传统的管理学对人性的“经济人”假设，还是我国传统是对教师的“神化”，其实都是对社会事实的片面化。教师其实像所有的人一样，是“社会人”、“复杂人”。“其人格的一端是真善美，另一端是假恶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可能的是中间状态。人格的外在表现与环境有关，可能表面不一，前后不一，也可能出现多重人格。人格是动态的，可能朝不同方向演变。”
[5]教师也一样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不排除在特定环境和阶段可以不计个人得失奉献自己。不能因为个别教师的高尚奉献而泛化为整个教师的群体；反之，也不能以少数人的不良行为而推广到整个教师群体。这种由数学上的小概率分布的少数教师行为导致对教师过于信任和完全不信任都是极大的谬误。比较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下对教师人格的高要求导致了对我国教师信任的过度。不同文化模式下，教师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教育是一个文化性极强的事业’，不同的文化对于教育、教师和教师专业标准等概念的理解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东西方关于师德的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日本等国家强调教师要为人师表，对于教师身教十分强调，实际上要求教师有比较崇高的人格；但是在西方的许多国家，所谓教师的专业伦理其实只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或者底线的要求。”
[6]对于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家来说，教师可能更多地表现为集体的超越个人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取向下，对教师的管理则对教师寄予道德厚望，相信教师和学校领导的理想化人格，强调教师的奉献和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对教师的管理以思想工作、自我修养等为主，这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种思考导致了对教师信任的过度。四、走出教师管理的困境：从“有限信任”到“高度信赖” 从信任和形式种类来说，不同社会学各不相同。最近英国学者MikeBottery提出了四种教师的信任
[7]：第一种是理性信任(CalculativeTrust)，也叫有限信任。认为这种管理是源于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所以人们总是致力于对未来状况的理解、控制和预测，这使得人们总是对各种相关因素加以考虑从而作出对一个人行为基于有益至少不损害我们利益的判断。第二种实践信任(PracticeTrust)，认为人们可以依赖社会行动(socialsanctions)来确保陌生人信守诺言，连续的行动导致了对于信任风险更加精确的计算，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信任的认知计算的、感情的和道德的因素最终连成一体从而减少管理决策中的风险性。第三种是角色信任(RoleTrust)，认为信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们进入社会，加入组织从事一定的职业，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对这一职业知识和信息的不断深入，逐渐在形成了与职业相匹配的知识体系和对职业规范的认可，最终形成了职业道德。
因此，人们有理由对一种职业从角色上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整体的、行业的基本信任，相信这一职业执业者能做好他的本职工作。第四种是标签式信任(IdentificatoryTrust)，我把它称之为“高度信赖”。这种信任中虽然有理性计算的成分但其实这种计算是很少使用的，是在实践信任中培育出来的但不是在一个低层次水平上的信任，也不是在角色信任所能展示的。它事实上是超越了个人的价值观和思想感情因素，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道德高度的信任。是理性的、情感的和道德的三者之和。
而是一种对事业忠诚的标签式的证明，这导致了我们信任的最高化—高度信赖。作为一种职业的教师，也同样是一个从低级理性信任到信赖的发展过程的。其实对于我国的教师管理也不能忽视这四种形式的信任在其中，但在不同的教师类别中可能对其信任会有所不同。过去我们以为教师只要有中等教育相应的学历就可以做教师，这就是一个最低层次上的理性信任(CalculativeTrust)，是基于一种对教师知识性计算的判断，所以有“教书匠”一称。这只是教师可信任的基础，那就是教师要具有可教的知识。
教师知识多少就是衡量教师是否优劣的前提，这种信任是有限的，是一种理性的、计算式的信息判断，是最低级的信任。当教师走进受教育者的学习生活之中，这种对教育的信息就不再局限在教师本人知识的多少以及对教师了解多少，教师的人格、对受教育者的关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等就进一步构成了对教师的更加完善的信息，对教师不仅是知识上信任，还增加对教师人格信任和情感上的可接受性，这时对教师的信任就进入实践信任(PracticeTrust)。
但仅以这两点还是不够的，教师作为一个职业和专业，有其独特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知识、人格、对教育的热爱，还需要作为一种培养人的职业所需要的人文关怀和较高的个人道德水平，所以，教师作为一种角色的信任就是一种包括信息判断、人格了解和感情接受上的总体的、整体的信任水平。现在提倡教师专业化，对教师的知识信息要有更加明确的判断，而且要求教师除了与所教育对象相应的学历外，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要求如语言、道德基本要求，这说明我们对于教师的信任上升到一个更高水平的要求，即角色信任(RoleTrust)。
以后随着教师专业化的发展，对教师学历、知识、技能和道德水平的更高要求，教师成为一种具有很高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尊重的职业，对教师的信任不仅仅是建立在对教师作为知识人资格拥有者的理性信任的基础上，不仅仅是建立在对教师的日常交往所建立在熟悉的信任感觉上，也不仅仅是基于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人的角色的信任，而是在教师作为一种身份的基础上的一种信赖。这时我们对于教师的信任就接近于标签式信任(IdentificatoryTrust)。这种信任是一种高度信赖，是一种教师作为一种专业人发展的新的形象，作为一种专业人的标志，这种信任导致了对教师完全信任和很高程度上的依赖。
教师管理从有限信任到高度信赖，就是一个教师从基本的知识的拥有者到知识、人格、品德的多合一，就标志着教师信任的一个最高的高度。学者Lewicki和Bunker认为，信任层次越高，意义更深，对教育对象的伤害就可能存在更大的风险[8]。如对于教师来说，高度信赖有认知的、情感的和道德的三个维度要求，一旦违背这一信任，将会来严重影响教师这一角色的信任，甚至于造成教师的信任危机。
五、从信任视角看当今我国教师管理的新定位教师的管理不能总是强调教师的奉献精神和品德高尚，这事实上对教师是不公平的，教师一样地需要经济上和个人成就相适应的地位，因此，对于教师管理的假设就是把教师作为具有复杂人格特征的人，认识到管理者的理性有限与信息不对称，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教师和管理好教师。教师职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低信任向高信任转变的过程。
在早期，教师只是一个更多知识的占有者（如学高为师），这是教师的初级理性信任；但当教师成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人时，教师的内涵就不仅仅是更多知识的占有者，还有对于一个职业的情感的和道德的诉求，这就是高级的标签式的信任——高度信赖。
对于教师的信任必须是全方位的，既要假定教师是值得信任的，信任教师成就教师的更多的创造性，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教师的理性人、非固定偏好和机会主义的前提，以避免产生可以避免的不良后果。必须大力推进整体的教师发展，使教师从一个单纯的知识人到多元素整合的专业人，这是走出教师管理困境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