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代表团日前来华访问。3月24日，在他们出席的记者见面会上，记者就诺贝尔奖评选机制、科学发现等问题进行了采访。
中国科学家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中国科学家离诺贝尔奖有多远？来到中国后，已经多次有人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代表团提出过这个问题。诺贝尔物理奖评审委员、瑞典皇家工学院应用材料物理学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博吉·约翰森说：“科学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获诺贝尔奖，没有获奖的科学发现一样重要。”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化学教授兼化学院院长斯文·里丁则说：“一个科学发现能否获得诺贝尔奖，通常是不可预见的。”他强调：“科学研究获奖不是目的，趣的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科学家是有潜力的。
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安德斯·弗拉斯特姆对中国把资源更多地投入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表示赞赏。他说：“科学研究应该是基于好奇心的研究”，“如果去了复旦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山东等地的实验室，你会发现，在这些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是差不多的。因此，中国人是有潜力的。”
一流大学一定要有“诺贝尔”吗？ 那么，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之间有什么关系？一流大学一定要有“诺贝尔”吗？在某些机构组织的大学排名中，诺贝尔奖获奖人数是一流大学的一项重要标准。
面对记者的提问，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评审委员、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兼生理和药理学院院长、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柏梯·弗瑞德霍姆认为，一项科学发现是否获得诺贝尔奖需要很长时间来验证，因此，“有的大学曾经获得了诺贝尔奖，只说明它们曾经很好；有的大学现在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不能说它们将来不好。而很多教授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并不能说明他们不是好教授。”
据斯文·里丁介绍，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任务是对被提名候选人的科学发现进行检验，经过大量调查后才会最后确定获奖人。评奖委员会要调查他们的发现是否真实，是否具有突破性，由谁首先发现，这项发现能否在世界其他实验室进行检验。所以，诺贝尔奖一般反映的是20年至25年前的成就。
安德斯·弗拉斯特姆教授说：“中国有很多一流大学，虽然它们还没有出现‘诺贝尔’”。
提高科技创新水平需要什么环境？
科技创新是目前我国科技工作和高校工作的一个重点。为了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科学技术创新和跨越，并对基础研究加大投入。
要提高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不仅要提高投入，还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适宜于科技创新的环境。安德斯·弗拉斯特姆对此提出了4项建议：第一是建立“多元文化研究社区”，让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参与研究；第二是派遣科研工作者出国进行国际交流和合作；第三是鼓励国外的中国人回国工作；第四是科技经费投入应该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另外，他还强调，中国应该促进东西部发展的平衡。他说，中国西部也有大量资源和人力，应该把这些利用起来。斯文·里丁补充说，应该鼓励师生在国内和国外流动，同时邀请国外研究者到中国来进行科学研究。
要营造一个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就一定要加强合作，增加竞争力，还要有一个保护研究不被破坏的环境。柏梯·弗瑞德霍姆说，要想获得“诺贝尔”，研究者“应该不用考虑钱的因素，不应花很多时间在申请基金上，应该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自己的研究。”
培养创新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要实现科技创新，必需有创新人才。当记者问到“培养创新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时，斯文·里丁回答说这是个“good question（好问题）”。他认为，教授既定知识的教育与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对科学研究来说，质疑精神非常重要。他说：“科学不是寻找答案，而是提出问题。今天教给孩子一些知识，告诉他一些答案，但是到了明天答案还会正确吗？我们并不知道。”
安德斯·弗拉斯特姆还告诉大家，有的学生善于学习确定的知识，不善于探究没有答案的问题，属于“学习型”人才；有的学生正好相反，属于“探究型”人才。而哪些学生是学习型人才？哪些是探究型人才？怎么把他们区分开？怎样针对他们的特点进行培养？这是目前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
柏梯·弗瑞德霍姆说：“好的教育是科学创新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他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实现创新必须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这可以使人知道科技前沿是什么。
安德斯·弗拉斯特姆说，中国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中国的大学应该为他们提供中国特色的学习模式。他说：“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试图使教育更像研究，减少知识传授，鼓励学生去探索，去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斯文·里丁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所解决的问题在当时都被认为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探究新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要总是做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有腿伤的人去医院总是希望碰到能把他的腿马上治好的医生，而不是明天或未来会为他提供更好治疗的医生。
安德斯·弗拉斯特姆还提到，在这个新的模式中，师生之间应该更紧密、平等，这有利于师生的交流与合作。在他的学校，同事和学生都叫他的“绰号”。他强调，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有活力的国家，学生要负有一种对国家的责任感，有了这种责任感，才会成为更好的学生、更好的科研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