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纪之交，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即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
社会各界对于这次扩招的争论可谓热闹非凡，对扩招政策的评价更是莫衷一是。那么，除了数量上的增长，持续多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给中国高等教育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完成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如何对这次扩招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谢维和教授等研究人员最近完成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结构分析———1998-2004的实证研究》，以“结构”为切入点和基本框架，从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和布结构三个方面研究了扩招和大众化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通过较详细的描述和分析，非常客观地呈现了其结构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一些新的结构性特点。
近日，记者就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对谢维和教授进行了访谈。
1.大众化过程中高教结构的变化
记者：通过对1998年和2004年普通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布局结构三个维度的研究和分析，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发生了哪些结构变化？您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谢维和：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科类结构变化，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大众化初期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地位关系上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基本上是对精英阶段科类结构的复制，反映了一种“存量决定增量”的发展模式。二是学科结构总体稳定中的系统优化。一方面，一些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的规模，在整个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中的比例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一些实用性比较强，以及与社会经济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学科的规模，则在比例上出现上升的势头；另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并且与理工科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平衡。这些都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些方面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结构上的逐渐优化。
第二，中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在大众化前后已经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其最主要的特征，即专科层次在整个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的比例在大众化初期较之精英阶段有较明显的提高。具体到不同学科中，本科教育逐渐在历史、哲学、理学等基础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工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农学等应用学科中专科的地位逐渐得到加强。应该说，这种变化是适应中国在21世纪初期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要求的，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成绩和进步。
第三，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在大众化初期的变化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就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规模而言，在大众化过程中进一步保持和完善了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而且，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也呈现出一种进一步公平与合理的走向，而没有类似于经济发展那样的分化和差距。但从另一方面看，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结构无论是科类还是层次，在大众化过程中都出现了较高的趋同趋势，缺乏一定的地域特色，与区域发展的相关性逐渐降低，进而也反映出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不相适应的现象和问题。
通过上述变化，我们可以对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在1999年拉开帷幕的大众化进程或“扩招”中，经过6年的快速跨越式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总体结构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某些学科和层次的结构正在逐渐形成新的格局和特点；文理科之间的比例正在趋于均衡，应用型学科与专业的规模，以及专科的规模正在持续扩大；各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也逐渐趋于公平与合理。但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学科与层次结构仍然存在比较大的趋同性。因此，从整体上说，尽管中国高等教育的总体结构在大众化的初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拐点，但新的变化趋势已初见端倪，而且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也得到了优化。
2.应该如何评价大众化后的高教质量
记者：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最广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莫过于高等教育质量。也可以说，质量问题是当前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或者扩招提出质疑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通过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高教结构变化的研究，您对目前中国高教质量如何评价？为什么提出高教结构也是高教质量的重要指标？
谢维和：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评价取向，分析和研究一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无疑应对其质量变化进行研究。现在通过结构的角度分析和评价高教质量，这是一个新的视角。而且，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本身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可以从结构的角度进行探讨。
高等教育质量结构至少应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二是高等教育中不同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前者指高等教育在整体上是否适应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是否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这个标准是从宏观上评价一个国家或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主要考察其规模和各种基本结构是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如果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中个体的培养质量非常高，但其整个规模和结构不能适应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这样的高等教育能说是高质量的吗？显然，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看，整个高教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只有小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也在逐渐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要求。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已经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
后者是指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是否达到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它包含对人才培养的学术标准，体现不同地方与各个行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应指出的是，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上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与要求，而不能简单地按照同一标准去评价所有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包括不同类型的大学，以满足人民不同需要。它们应该具有不同的质量标准，进而共同形成一个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系统。而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转变为大众化，实际上也是一个从精英高等教育的统一的质量标准，转变为一个包含多种质量标准的系统。按照美国学者克拉克·克尔的观点，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是一个高等教育体系和质量结构分化的过程。应该说，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这种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尚未形成。高等教育还处于层次和类型以及质量体系不断分化的过程中。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这种历史方位，对于合理和客观地评价高等教育质量十分重要。
在高教质量体系处于逐渐分化并形成适当定位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根本性的错位：一种是高等学校本身的错位，表现在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在高等教育质量结构中出现的错位。一些国家重点高校除完成各种国家重点建设任务之外，常出于各种原因而涉足一般的职业教育甚至成人学历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术声望；一批地方高校在某些不适当的指标引导下，也盲目追求所谓“世界一流”，把研究生学位点的获得与建设作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本科生培养，以致造成投入与产出极不平衡的现象，甚至影响了本科教育质量；而一批成人高校则出现盲目追求正规本科教育的倾向，拼命地希望进入正规高教系列，而视非学历教育为低层次低质量教育，造成一方面大量高中后培训市场缺乏高水平的教育资源进入，另一方面则都拼命在本科和正规学历教育领域中进行竞争和挤拼的状况。这种错位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和高校本身的不成熟，也反映了国家政策引导上的欠缺。
另一种错位则是社会和评价系统的错位。这种错位既有现实原因，也是长期以来精英高等教育传统与惯性的影响。它突出地表现在单纯以一种传统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去看待和评价所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这非常容易出现混乱，甚至对不同的高等学校形成不适当的压力和导向，进而造成一定的恶性循环。
应该承认，在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期，高教质量出现这种错位并不奇怪。我们不能奢望在短短7年间高等教育结构就能够完全合理。但这些年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包括问题的凸显和重视，都反映了一种良好的发展趋势。
3.不同地区高教结构趋同性值得关注
记者：趋同性应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也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发现的突出问题。那么，为什么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呈现出如此类似的结构特征？
谢维和：趋同现象是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在地域上反映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和层次结构中均很明显。
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三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从1998年高等学校十大学科门类在校生数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三类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说明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就存在与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适应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在大众化过程中并未得到改变，在有些方面甚至出现进一步加剧的现象。可以认为，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科类和层次结构都出现了较高的趋同性。
这种趋同性既表现在不同学科的学生比例在三类不同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表现在文科和理工科之间的比例高度一致，也反映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学生比例极其相似，以及不同层次的学生比例在不同地区的高度相似等。
例如，1998年，三类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中文理科比例几乎是一致的；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构不能适应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不发达地区基础学科比例甚至高于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的比例，而应用学科的比例则低于其他地区。在2004年统计中则看到几乎同样的现象。
又如，大众化过程中，整个高等教育的本专科结构得到了较大的调整和优化，不同地区专科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从地区布局结构角度看，却存在着较大的不合理性。1998年，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专科在校生比例分别占29.8%、31.5%和40.4%，而2004年这一比例分别为42.2%、42.8%和43.2%，三类不同地区本专科之间原有的比例差异反而缩小到几乎不存在了。一方面是三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则是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见大众化过程中，不同地区的高教层次结构不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更加突出，趋同现象亦更为严重。
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层次结构具有较高的趋同性，缺乏必要的分化和一定的地域特色，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由于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阶段上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所以，这种高等教育的不同地区之间的趋同性将直接影响高等教育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根据我们应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1998年和2004年不同地区本专科学生比例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特别是通过与GDP和第三产业产值比例的关系的分析，就十分清楚地发现，与1998年比较，2004年不同地区本专科学生规模和人均GDP二者的相关系数明显降低，而且反映两者相关关系为零的P值则明显加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专科结构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关系出现了脱节和分离的现象。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4.专科教育层次比例与毕业生就业
记者：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专科生就业率走低更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那么，您如何评价大众化过程中专科层次在整个高教结构中比例明显提高，这是否直接造成了专科毕业生就业困难？
谢维和：在我们对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分析中，有这样几组数字：
1998年全国本科在校生223万人，2004年增至736万人，扩大了3.3倍。1998年专科在校生117万人，2004年达到548万人，扩大了4.7倍。尽管专科在校生总规模依然小于本科，但专科在校生规模的增长幅度超出了本科。到2004年，本科比重降至55.3%，专科达到44.7%，
按照文、理科的分类，文科中本专比例在大众化前后变化虽然不大，但是专科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从1998年的42.1％升至2004年的48.4％。理工科与生活生产联系较为紧密，应用性较强，在大众化过程中专科比例上升迅速，从1998年的29.8％升至2004年的41.2％，且专科比重有继续攀升的趋势。
在整个基础学科中，本科呈增长趋势，专科比例明显下降。应用学科情况则完全相反。1998年应用学科本专科之比为2.2∶1，2004年变为1.12∶1，本科比例明显减少，专科比例则与本科大致相同。可见大众化以来，基础学科开始逐渐加强本科教育的主导地位，而应用学科中专科地位逐渐得以加强。
应该说，无论是按文理科划分还是按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划分，本专科层次变化均符合科类的自身发展逻辑和社会对不同类人才的需求，并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规模增长的重点已逐步从本科层次转移到专科层次，是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在层次结构上的一个明显变化，而这一变化对于整个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优化十分重要。目前，高教层次结构应呈现出一定的梯度结构已成为理论上的共识，其出发点是：层次结构应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如疾风骤雨般袭来的世纪之交，人才使用的效率与这种人才需求的层次梯度结构的吻合程度，成为人们对于高等教育关注的主要课题。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专科毕业生就业难是一个突出问题。但简单地把专科毕业生就业困难归因于专科的发展是不合理的。实际上，从1995年到2001年，本科的招生规模一直大于专科，直到2002年专科招生规模才开始超过本科。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专科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象就已经存在，而且比近几年更加严重。我认为，除了专科教育的质量原因外，造成专科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仍然是结构性问题，包括不同学科中本科与专科的比例的不合理，以及不同地区本科与专科的比例的趋同性等；其次是专科教育缺乏清晰的特色，与本科教育模式趋同，以至于出现相互的替代性，进而造成了就业中本科毕业生挤占专科毕业生的现象。所以，不能单纯因为专科毕业生出现就业困难的现象就简单地否定发展专科教育的必要性。
5.高教大众化进程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
记者：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您对大众化初期高教结构的研究来看，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如何？高教大众化进程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
谢维和：从1998年到2004年，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机会布局的差距正在缩小和改善，尽管仍存在一定差距，但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程度正在不断提高。
从高校数量上看，1998年全国共有高校1022所，自1999年扩招以来已达到1731所，增加709所。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省市区都新增了不同数量的高校，其中，海南、宁夏、山西、安徽、广东、江西、浙江、天津8个省市区学校数增幅在1倍以上，而这些地区大多数属于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
按照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三个地区来划分，欠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高校增幅比较大，发达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在各地区高校占全国高校数目的比例上，发达地区从31.8％降至30％，中等发达地区基本维持在33%，欠发达地区从34.5％升至36.7%。
从高校在校生数量看，1998年，仅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浙江、辽宁六省市的在校生数量就占当年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近33%，而其他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有高校在校生总数不过66%左右。这显然是极不平衡的布局结构。但通过近年来的改革与发展，这种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2004年，上述六省市在校生数在全国学生总数中的比例下降至28%左右。北京在校生数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比例从1998年的6.2%下降到2004年的3.74%。上海地区高校学生数占全国在校生比例也从过去的4.844%下降到3.117%。
尽管就全国而言，这种单纯数量的布局结构的变化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已经出现了走向均衡的趋势。我们可以认为，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和改善，部分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得到较大发展，进而适应和满足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显然，这对于促进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平性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把不同地区高教的规模与当地适龄人口规模进行比较，也能更清晰地了解和认识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以及这种机会的分布是否公平。1998年，北京、辽宁、上海和江苏四省市高校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例超过这些地区适龄人口占全国的比例达到2个百分点以上，而小于2个百分点的地区有5个，分别是安徽、河南、广西、贵州和云南。无疑，这意味着这些地区高等教育的机会比上述地区要小。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这种状况有一定的改善。经过扩招，各省市区的在校生比例与当地适龄人口占全国比例之间的一致性逐渐接近并得到加强。2004年的教育机会分布的公平性要优于1998年。
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教育机会分布结构的变化，从一定角度对整个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从人口和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看，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布局结构正在逐渐走向公平与合理。
6.高教大众化是否符合一般规律及国情
记者：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这些结构变化，包括它所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是否符合国情，并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谢维和：从总体上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大众化过程基本上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基本适应了中国的国情。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体主要是一批地方性大学，同时积极地保持和提高了少数学术水平较高的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水平。这一点与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及其规律是比较一致的。通过大众化过程中的结构分析可发现，在高教扩招中，真正在规模扩大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一大批地方性高校，包括一批专科层次的高校，大多数重点高校学生规模变化不大而重在质量提高。两类不同高校在大众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定位不同，并基本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
尽管高等教育大众化常以数量的扩大为主要特征，但其内涵决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而应包括其过程中高教领域发生的所有变化和发展。15%的入学率作为一个基本的指标，并不等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全部。
越来越多的专家和高校管理者认识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过程与变化。在这个复杂的变革中，一个重要之点即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重视规模的增长，也要关注高教质量和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精英型高等教育。在大批地方高校扩大规模的同时，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一批国家重点大学提出了建设一批重点学科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与具体政策，进而有力地推动了一批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及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恰恰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和大众化的一般规律。
第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进一步扩大高等专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结构中的比例，也是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规律的重要体现。
1998-2004年，我国专科教育规模在整个高教结构中的比例明显增加，成为大众化过程中发展明显的层次。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本专科教育都有相似的发展趋势。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众多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高教发展阶段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在人均GDP由1000向2000美元迈进阶段，其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大体为：研究生教育占5％～10％；本科教育占35％～40％；专科教育占40％～60％。按此比例计算，我国现阶段专科教育在规模和比例上已趋向合理。
第三，应用性人文社会学科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整个科类结构中的比例变化，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既反映了大众化的一般规律，也适应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实际，特别是反映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对高等教育的需要。
应用性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功能，对于其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性问题具有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世界上任何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包括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出现大量社会性问题，应用性人文社会学科往往应运而生且发展迅速。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恰恰与整个社会转型同步甚至相互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和改革中的各种争论与冲突，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而我国的应用性人文社会科学还比较落后，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不仅缺乏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人才，更缺乏能够直接帮助人们和政府解决具体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社会科学的技术和专门性人才。所以通过高教扩招和大众化，在结构上扩大应用性人文社会科学的比例，完全符合和适应中国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