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改革陷入徘徊困局

    2003年春，当SARS还在肆虐的时候，北京大学启动了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拉开了新一轮大学改革的序幕。按照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也许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对那次改革的成效进行客观评论与总结。不过，正如郑永年、丁学良等学者所指出的，近年来，大学官本位、行政化、官僚化等特征更加显著，陷入“不可容忍，冲突不可避免”的窘境。纵观近30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与1985年即确定的改革初衷之一——“打破官本位”相对照，可以说，当前大学改革已陷入徘徊困局。

    郑永年在分析教育体制官僚化时，分析了两个错位，即“教员与行政的错位”、“教员与学生的错位”，认为症结在于“教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丁学良则指出，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笔者之见，大学问题恰恰是当代中国改革逻辑的一个产物，若要突围改革困局、真正地改革大学，首先要反思现有改革逻辑中的“共识”。

     “改革徘徊”何以形成？

    经由历史演变而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承担了多种功能，如意识形态灌输、政治控制、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经济效益、文化传承等。因此，大学同时具有政治组织、行政组织、教育组织、学术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等多重属性，必须同时实现多种目标。作为一种组织，属性多重、目标多种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其主导战略或目标是否符合该组织的本质属性，并且是否为组织成员以及全社会所认同。中国大学的目标结构中，孰轻孰重、问题何在，众所周知，此不赘言。

    问题在于，现有高等教育体制格局必然导致大学官僚化以及现有改革不能实现人们对大学改革所期待的目标。一方面，因为大学首先是政治组织、行政组织，要实现对大学的管理与控制，大学管制者必须掌握资源分配权，对大学的管理除倚重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外，还必须倚重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所以，大学制度“自上而下”地建立、形成了几套制度体系，“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大学领导体制——行政后勤管理体制——教师管理体制”这一层级分明的制度体系即是其中之一。这一制度体系运行的后果，大学必然以权力为本位——学校要从政府那里争“级别”以获得更多资源，学校行政人员因争取到资源而掌握校内资源分配权当然地居主导地位。哪个学校如果呈现出相反情况，那才是“怪胎”。

    另一方面，这一格局下的任何改革注定难以成功。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既借鉴了经济改革的成果思路，进行了“增量改革”、“分权改革”等的尝试，也参照了企业改革的经验，如从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入手予以推动。但都不成功。比如：时至今日，民办高校、私立高校仍然发育不良，与经济领域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不能相提并论，根本担当不起与国立大学竞争并刺激其发展的重任；而赋予高校更多经济自主权但缺乏配套改革的“分权改革”，却成为当前高校诸多病症（扩张“量”的失控、大学身陷入经济利益的角斗场、腐败案件频发、财政濒临破产边缘……）的原因；北大改革方案起草者张维迎教授2004年曾经呼吁过的“通过大学改革推动政府对大学管制的改革”，甚至都没有得到大学管制者的回应。

    大学改革陷入困局说明，现有改革思路或共识——政治维持集权、经济进行放权，在某些领域会失败，在某个时间可能遭遇失效。

    重新思考并确立新的大学宗旨、理念、目标

    改革中期，各项改革都可能面临改革徘徊困局。困局的表现之一，是某一低层次或领域的改革受到高层次或其他领域的制度的牵制，欲进而不能，形成回旋，改革难以突破并取得成功。大学改革，仅有增量改革、经济分权、人事制度改革，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大学领导体制、行政后勤制度等不进行相应调整，极可能成为改革的阻碍力量，导致现在的有限改革无法发挥作用，最终使得改革目标无法实现。

    中国大学改革的特殊性在于如何对待历史上形成的特别的政治属性。经济改革、企业改革的成功，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祛魅、去政治化，比如承认公有制以外的所有制形式在初级阶段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再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任何国家的大学都不可能完全祛魅、去政治化，但大学也不能忽视教育、学术、文化等组织属性，也不能不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文化传承等作为其主导性战略或目标。否则，社会要大学做什么？

    我们尊重历史，但不能不为将来负责。突围大学改革徘徊困局，应该推动相应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更高层次的制度中寻找突破口。而这终将意味着必须对一些观念或价值进行审慎地反思，并谋求在新的价值或观念上达成广泛共识。当务之急是大学管制者应重新思考并确立新的大学宗旨、理念、目标，对大学的功能结构、目标结构进行调整，回归大学教育、学术、文化等组织的属性。这是需要胸怀和勇气的。改革徘徊还算不上改革中期的最大危险，最大危险是在观念或价值上徘徊不前，陷进“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