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带来了两个后果。 首先， 扩招使得我国提前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3 年的不足 4%跨越式地增长到了 2009 年的24.2%①。 其次， 短时期内高等教育供给的大量扩张和需求的相对平稳造成了毕业生供大于求的局面， 呈现出就业质量的恶化 [1]， 甚至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 [2]。 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恶化与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持续走高的局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无论是以小时工资还是年收入衡量， 高等教育收益率均高于初等和中等教育收益率 [3]。 高等教育的工资溢价在 2000 年以后也没有显著的下降 [4]。 这可能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个特征， 即在就业和择业之间的替代——大学生找好工作， 如果找不到宁可暂时脱离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流动， 尤其是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动，在社会中非常普遍。 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形成了不同的解释。 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教育和培训、 工作转换、 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三个重要渠道。 劳动力流动是一种在长期内得到补偿的投资方式， 即具有成本和收益的资源配置方式。 预期收入差距理论来自发展经济学研究， 它更加强调迁移的动力来自城乡收入差距和找到工作概率的差异， 一旦预期收入差距为正， 个人就会考虑迁移。 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更多地从需求方限制的角度出发， 考察劳动力的迁移。 该理论提出经济中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 由于二者之间工作条件和准入条件的差异， 造成了劳动力在两个市场内部可以流动， 但是在二者之间很难流动。

对我国大学毕业生流动行为的研究初步发现了一些迁移模式。 根据就学流动和就业流动的区域变化 [5]， 马莉萍定义了五种流动模式： 不动、返回流动、 前期流动、 后期流动和不断流动 [6]。她的研究发现， 67.5%的大学毕业生未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就学和就业流动。 在流动学生中， 从生源地到就学地的前期流动比例为 7.1%， 从就学地到就业地的后期流动比例为 6.1%， 多次流动者仅占 4.5%， 返回流动者高达 14.8%。 从地区分布来看， 西部地区不动者比例低、 返回流动的比例很高。 京津沪和东部地区的不动比例最高， 而中部地区的生源地就业率最低。 其他研究更为概括地讨论了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地区选择及其收益。 例如， 曾湘泉研究发现， 非北京生源学生中69%选择在北京就业 [7]。 赖德胜和田永坡对中国“知识失业” 的分析发现， 就业制度分割和社会保障制度分割提高了大学生就业搜寻成本， 导致大学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 “进入成本” 和脱离次要劳动力市场的 “离去成本” 都很高 [8]。 岳昌君和周俊波分析了以预期起薪衡量的跨省流动的经济收益 [9]。 以上分析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地区选择的分析过于简单， 没有区分不同的流动类型和就业城市选择类型， 也没有讨论就业地区失衡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和解决。

分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关键是了解个人就业地区的选择。 大学毕业生 “找好工作” 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就业地区偏好的影响？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赖于对毕业生就业流动模式的分析，尤其是将生源地、 就学地和就业地联系起来的研究。 除了极少数的实证研究 [10]， 我国目前仍然缺乏对高校毕业生整体就业地区选择和流动模式的研究，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政府、 高校和市场对大学生就业的指导和调节， 也不利于解决个人择业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本研究依据2009 年麦可思全国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 将大学生就业流动模式和就业城市类型选择结合起来分析， 以考察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状况。

二、 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状况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分析有各种不同的思路， 首要的问题是选择研究方法来定义各种流动模式， 然后分析参与不同流动模式毕业生的比例， 最后是考察不同特征学生对各种流动模式的选择。

1. 就业流动模式的定义

马莉萍采用 Faggian、 McCann 与 Sheppard的分类方式 [11]， 以学生的生源地、 就学地、 就业地省份的异同， 划分出五种流动方式， 即不动、 前期流动、 后期流动、 返回流动、 不断流动。 不断流动指学生为就读大学从生源地流动到院校所在地， 毕业后又从院校所在地流动到生源地或院校地以外的地方就业， 共发生 2 次流动行为。 返回流动指学生为就读大学而发生了由生源地到院校所在地的流动， 毕业后又从院校所在地返回生源地就业。 前期流动是指学生由生源地流动到院校所在地就学， 毕业后就留在当地就业。后期流动是指学生留在生源地接受高等教育， 而毕业后流动到其他地方就业。 不动是指生源地、就学地和就业地的重合。

首先， 我们采用马莉萍的分析框架考察了毕业生的各种流动类型。 其次， 定义就业城市类型。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对就业城市的选择， 我们进一步对就业城市的类型进行了划分。 一是区分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 二是区分不同类型的非中心城市。 由此， 可以定义四种就业城市类型：“北上广” （指北京、 上海、 广州）、 其他直辖市、副省级城市、 地级及以下城市。 “北上广” 三市可以近似地看作是全国的中心城市， 其他 2 个直辖市和 15 个副省级城市近似为区域中心城市②。最后， 通过区分毕业生的就业流动类型和就业城市类型， 我们归纳出就业流动的四种模式。 根据就学地—就业地的关系， 可以定义出四种就业流动的空间模式③， 即不动模式、 聚集模式、 交换模式和发散模式。 不动模式包括在中心城市内停留不动、 在其他直辖市内或者省内不动； 聚集模式是指就业地的集中趋势， 它包括向全国中心城市或者区域内中心城市的聚集； 交换模式包括了其他直辖市之间的交换， 以及省际交换 （包括副省级城市之间和地级市之间的交换）； 发散模式主要指离开中心城市， 或者离开其他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等区域中心城市。

2. 毕业生就业流动的整体状况

麦可思公司于 2010 年初完成了对 2009 年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调查， 抽样 50 万人， 回收问卷 24.5 万份， 其中有效问卷 22 万份， 涵盖了“211” 院校、 非 “211” 本科院校、 高职高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 本研究依据此调查数据， 删除了样本中的高职高专学生以及缺乏关键信息的个体， 最后筛选出 78756 个本科生样本。

以就学地—就业地的关系来分析，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不动模式 （45.5%）， 其次是聚集模式（20.9%）、 发散模式 （21.0%）， 最后是交换模式（12.6%）， 具体数据见表 1。 较高的 “不动” 比例意味着高校毕业生较高的本地偏好。 这符合预期收入差距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预测： 较高的不动比例既可能是由于本地较高的就业概率，也可能是出于各地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壁垒， 导致迁移的困难。

不动模式中存在大量毕业生的省内流动④，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 省内流动符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预期。 省内劳动力市场比较同质， 进入的成本较低， 市场区域性分割和制度性分割程度都比较低， 毕业生容易找到工作。

此外， 本研究中的聚集模式可以分为向着“北上广” 这类全国中心城市的聚集和向着区域中心 （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 的聚集。 不同的聚集模式可能反映了预期成本和收益的差异， 亦可能是由于个人地区偏好或者聚集的困难程度。“北上广” 的预期收益高于区域中心城市， 预期成本也较高， 进入困难程度大， 找到工作概率低。 这会导致部分毕业生选择区域而非全国中心城市作为聚集的目的地。

最后， 聚集模式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发散模式。 不论是以生源地还是就学地衡量， 向中心城市聚集的毕业生远远多于离开中心城市的毕业生⑤。 在初次就业的毕业生中， 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 “逃离北上广” 或离开区域中心城市的现象。 此外， 以不动模式为代表的同层级流动的参与比例高于以聚集模式为代表的跨层级流动的参与比例。 以往对 “孔雀东南飞” 的讨论重在强调东部和沿海地区预期收入的优势， 而忽视了这些地区较高的 “进入成本” 和较低的就业概率。 相对较低的聚集模式参与比例， 一方面说明理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时考虑了这些因素， 而且可能对预期成本比对预期收益更敏感； 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尚未达到吸引人才流动的程度。

3. “北上广” 聚集模式中的 “邻里效应”

无论以何种指标划分， 北京、 上海、 广州仍是我国最具就业吸引力的城市。 那么， 到底是哪些毕业生在进入全国中心城市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呢？ 我们借助对毕业生生源地和就学地的分析加以说明。

本文发现， 在 “北上广” 聚集的过程中， 出现了 “邻里效应”。 即， 聚集的毕业生主要来自于这三个城市的周边省份。 邻里效应在上海和北京更为明显。 从生源地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 “北上广” 就业学生中有 9%来自副省级城市， 57.7%来自地级及以下城市。 在非本地生源中， 多数毕业生来自邻近省份。

具体来看， 在北京就业的学生中， 其生源地多集中在其附近的几个省份， 其中有超过 20%的学生来自于北京当地， 山东生源的学生比例在10-20%之间， 河北和江苏生源的学生比例分别在 5-10%之间， 除此之外， 山西、 河南、 陕西、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生源的学生也较多 （见图1）。 在上海就业的学生中， 其生源地多集中在上海周边的几个省份， 其中有超过 20%的学生来自于江苏， 山东生源的学生比例在 10-20%之间，来自河南、 安徽、 浙江、 湖北和江西这些邻近省份的学生比例也较多。 在广州就业的学生中， 其生源地多集中在周边的几个省份， 其中有超过20%的学生来自于广东本省， 湖南、 山东和江苏生源的学生比例均在 5-10%之间， 除此之外，来自广西、 江西、 福建、 安徽、 湖北四川、 陕西等省份的学生也较多。

以就学地划分也可以发现显著的邻里效应。北上广就业学生中有 28.4%毕业于其他副省级城市， 32.9%毕业于地级及以下城市。 在集中到北上广的毕业生中， 多数来源于在附近高等教育大省就读的学生。

具体来看， 在北京就业的学生中， 其大学的来源地多集中在其周边的几个省份， 其中有超过20%的学生来自于北京当地的大学， 从山东和江苏各省大学毕业的学生比例均在 10-20%之间，除此之外， 毕业于河北和辽宁等省份大学的学生也较多 （见图 2）。 在上海就业的学生中， 其大学的来源地也多集中在其周边的几个省份， 其中有超过 20%的学生来自于江苏省的大学， 来自山东省大学的学生比例在 10-20%之间， 除此之外， 毕业于安徽和江西等省份大学的学生也较多。 在广州就业的学生中， 其大学的来源地则相对分散， 其中有超过 20%的学生来自于广东本省的大学， 其次是来自江苏省大学的学生， 比例在10-20%之间， 毕业于等山东和湖南省份的大学学生也较多， 除此之外， 四川、 陕西、 湖北、 江西、 河北等省份大学的毕业生来广东就业的学生比例也比较高。

邻里效应的存在进一步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 与其他毕业生相比， 家庭属于中心城市的临近省份或者在临近省份就读的学生迁移到中心城市的预期成本比较低。 在预期收益相似的情况下， 他们的预期净收益更大， 更有迁移的动力。

4. 不同群体的就业流动模式

不同群体学生对流动模式的选择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详细数据见表 1。 通过描述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趋势。

首先， 弱势群体的就业流动性小于其他学生。 女生、 来自非 “985” 和 “211” 院校本科生、 父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学生选择不动模式的比例高于男生、 来自 “985” 和 “211” 院校本科生、 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 这可能与流动的预期成本有关。 虽然流动能带来较高的预期收益， 弱势群体学生未必能负担较高的流动成本。 同时， 他们的风险规避程度可能也高于其他学生。

其次， 重点院校学生选择跨级流动 （指聚集或发散模式） 的比例远远高于非重点院校学生。例如， 30.8%的 “985” 院校学生选择了发散模式， 各 19%的 “211” 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学生选择了该模式。 重点院校毕业生选择聚集模式的比例与其他院校相似 （21%）， 但是选择不动模式的比例远低于其他毕业生 （具体数据见表 1）。重点院校毕业生选择离开中心城市可能反映了他们有能力在非中心城市找到合意的工作， 也可能是由于重点院校集中在中心城市， 而这些城市就业市场饱和， 无力吸纳这些毕业生。

第三， 生源地或就学地在中、 西部的毕业生选择聚集和交换的比例高于东部和中心城市毕业生。 35%在中部就学的毕业生选择向中心城市聚集， 26%选择流向同层级的城市。 这与以往研究的发现一致， 即中、 西部保留人才的能力较弱，属于人才净流出地区。

最后， 不同流动模式的实际收益有很大差异。 根据就学地—就业地划分， 选择不动模式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为 2294 元， 聚集模式的平均起薪为 2716 元， 交换模式为 2362 元， 发散模式为2365 元。 ⑥聚集模式的收益最高， 其次为交换和发散模式， 最低为不动模式。 这验证了预期收入差异和人力资本理论的预测， 即迁移会导致收益增加。 弱势群体毕业生倾向于选择未来收益较低的不动模式； 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 男性、 中西部学生更容易选择收益较高的聚集模式。

三、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分析及建议

本研究不仅揭示出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空间特征， 而且还分析了近期高校毕业生对不同流动模式的参与， 这对我们理解高水平劳动力的国内流动具有很大的价值。

从我国高学历劳动力的分布来看， 拥有高等教育学历 （大学专科、 本科和研究生） 的人口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和东部、 沿海发达地区。 例如， 北京和上海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分别占就业人员的 32.8%和 29.2%， 全国平均为 6.91%， 贵州为 4.45%， 云南为 3.20%。 [12] 高学历人口集中地区也是高等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地区。 [13] 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倾向于迁移到这些地区以实现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 这种聚集会导致各地区高水平劳动力差异的进一步加剧。 同时也会对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率和工资发生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中低教育水平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会下降。 [14] 对参与聚集的个人而言， 实现跨省流动会提高毕业生的起薪。 [15] 由此可见， 教育会促进人力资源的流动， 尤其是向中心城市的聚集。

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流动是我国高水平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式， 但我们发现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流动。 不同就业流动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可能反映出我国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特征。首先， 流动能带来收益， 但劳动力市场中可能存在区域性、 功能性和制度性的分割， 形成很高的“进入成本” 或者 “离去成本”， 导致流动的净收益下降。 [16] 大量毕业生选择在非中心城市的生源地或者就学地就业而不选择迁移， 说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分割。 其次， 我们发现， 省内流动的比例高于省际流动的比例， 说明省内流动的壁垒可能小于省际流动的障碍。 同时， 省内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着异质性， 因此省内不同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差距会引致省内的流动。

对于区域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理解， 有助于我们对大学生就业政策进行一些反思。 一些促进区域发展、 暂时性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的措施， 例如 “三支一扶” 计划 （支教、 支农、 支医和扶贫）、 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等， 本质就是鼓励大学毕业生参与发散模式的流动。 从长远来看，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 就很难回到主要劳动力市场， 即个人的 “离去成本” 极高。 虽然大学生参与这些项目能够创造较大的正向外部性， 但是个人收益往往较低。 只要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一定的城乡收入差异和地区间差异， 这种诱致性的流动就不太可能长期吸引高校毕业生。

为了解决高水平人才地区间的失衡问题， 更为积极的干预方式是通过各种措施促进省内流动， 提高省内就业质量。 区域性分割和中心城市的进入壁垒很难打破， 促进省内不同类型城市间的流动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目前， 政府推行的一些扶持就业措施， 例如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 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等， 在省内实施的障碍要小于中心城市或者跨省， 因为不会受到户籍等限制。 将本省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系统培养的高水平人才留在本省就业， 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 通过提高收入、 降低生活成本、 提高就业率等措施将本地培养的人才纳入当地劳动力市场， 既可提高非中心城市地区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 也可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

最后， 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应该重在调整个人就业预期， 鼓励学生综合考虑就业质量， 不仅考虑预期收益， 也要考虑就业概率和预期成本， 从而进行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