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评价的困境呼唤主体自觉

当前，教育评价面临的困境之一是其功能被简化为筛选工具。在这种导向下，学校沦为标准化生产车间，学生成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PISA2018的测试数据显示，我国学生虽然数学成绩蝉联全球第一，但用于学习的时间最长，从事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相关领域的职业意愿度也不高，呈现出高成就、高付出、低志趣的不良教育生态[7]。有调查研究显示，我国中小学生普遍存在学业压力过重现象，学生睡眠时长达标率普遍不足，批判性思维能力随着年级递增呈现负增长趋势[8]。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教育管理者仍深陷“唯分数”泥潭，一些地区将升学率与办学经费挂钩，还有相当比例的学校存在统考排名现象，超过六成的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生表示每周都要做应试练习卷。这种评价导向不仅违背教育规律，更不利于构建五育并举的教育评价生态。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分析，主体自觉是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转化为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9]。这一论断有助于破解当前教育生态的异化危机。

二、教育现场主体自觉的能动反映

马克思的论断可以转化为教育改革的实践纲领：教育者需要通过持续的自我反思与实践互动，形成对自身社会身份、价值定位、能力边界的清晰认知，并基于此主动构建生命意义、选择行动路径、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实现从被动执行者到能动创造者的转变。这种精神觉醒本质上是对教育规律的回归。当教育工作者以主体自觉导航教育实践，学生就能够实现自由而有尊严的成长。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政策执行从机械服从转向价值内化，人们不再是教育政策的被动执行者，而是在坚守教育初心的前提下创造性转化政策精神；规律认知从经验依赖走向理性建构，人们能够在实践中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具体情境中发现并验证教育规律；教育实践从程式化操作转变为生命对话，不同群体之间形成平等对话协商的关系。

这种觉醒本质上重构了现代教育的形态。当教师摒弃标准化解读，引导学生通过跨学科实践探索真实问题，教育便从技术操作升格为价值创造。这种转变印证了主体自觉的双重向度——既要实现个体教育者的精神觉醒，也要推动教育系统的生态重构。

三、通过主体自觉构建五育并举评价生态的制度文化

五育并举的评价生态，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教育价值回归。理论层面的生命意义建构诉求要在实践中转化为评价体系的范式革命，才能实现教育评价从简单度量工具蜕变为滋养学生全面发展的生态系统。要呼唤主体自觉，构建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相适应的教育评价生态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创造性地服务于、服从于促进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引领。五育并举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要义，也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最显著的中国特色。从实践逻辑来看，这是遵守宪法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应有之义。

其次，通过延缓评判、弱化排名、减少功利目标等方式，为少年儿童营造一个生动活泼、自主成长的良好环境。让主体自觉成为教育评价的核心指向，使评价真正回归教育本质，助力每个人的成长。

再次，构建五育并举教育评价生态，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评价地方政府五育政策是否落地、广大中小学校五育工作是否落实以及家庭和社区五育环境建设状况上来。例如，2024年北京师范大学与广东省教育厅合作，在全省开展指向五育并举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省总督学徐仕敏表示，这样的评价结果全面反映了广东省义务教育质量的发展现状，系统揭示了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生态建设等领域的突出问题。

最后，积极创设五育并举制度文化。这是促进国家教育治理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主体自觉充分体现新时代教育强国道路的主体担当、勇气与责任，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广大学校能否形成主体自觉的五育并举教育制度文化，建设实现以自我诊断、自我改进、追求卓越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是建立健全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相适应的教育评价生态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评价以自上而下的督导监管、外部检查验收等形式为主，这种评价方式在确保教育质量、促进学校改进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带来了层层加码、弄虚作假、流于形式、被动应付等流弊，不利于激发基层校长、教师、教育管理者的热情与活力。

实际上，遵循教育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任何一级地方党委政府、任何一所学校，都理应以五育并举、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建立五育工作“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管理和台账制度；同时，主动公开过程，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批评与监督，主动接受上级党委政府指导和同行评议，逐步实现制度化，直至形成五育并举制度文化。这是有为教育工作者、有为教育机构、有为政府的教育底线，更是呼唤主体自觉，构建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相适应的教育评价生态的根本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