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娟、陈嘉雨（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者按 2022年我国正式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但产业变革的新特点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带来巨大挑战，通过自主创新来突破高质量发展路上的各种技术性或制度性卡点瓶颈显得尤为迫切。党的二十大审时度势，提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直接影响高等学校向社会输送的人才类型和质量，关系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创新高地建设和整体人才布局结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以结构促发展，切实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当前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并通过跨越式发展于2019年进入了普及化时代，2022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毛入学率达到59.6%，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达到这一高等教育入学水平，成就令世人瞩目，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同时，我国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这一结构由研究型大学、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构成，无论是从院校数量还是招生规模来看，都呈陡峭的金字塔形：一是底部沉重，高职院校无论机构数量还是招生规模占比都超过50%；二是顶部陡峭，以“双一流”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机构数量和招生规模占比都很小，机构数量占比不到5.0%，招生规模占比不到6.5%。根据高等教育先行国家的经验，应用技术和高等职业教育等新兴类型通常是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化普及化高等教育这一过程中的规模扩张主力军，会引发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剧烈变化，所以大众化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下移是符合阶段性规律的；但先行国家的经验也表明，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又会发生重大变化，高等教育的精英性会重新增强，类型结构会逐步上移，这一新的变化趋势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到来显得尤其明显。

现有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难以满足时代需要的表现

我国在大众化时期形成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是与大众化高等教育及当时经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类型结构，但其近年来逐步显现出不能满足普及化时代需要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面，具体表现如下：

陡峭的金字塔形结构，难以满足我国更高水平创新与教育公平需要。当前我国追求的是高水平创新，尤其要在科学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实现突破。研究型大学是所有类型高校中学术水平最高、科研实力最强的机构，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平台。然而，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数量和机构数量偏少、在所有类型高校中占比偏低，这种顶部过于陡峭的结构很难满足国家对更高水平创新的需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创新指数》统计显示，尽管2021年我国的全球创新整体排名从第14位上升到第12位，达到在中高收入经济体中第1、亚太地区第3的水平，但是各项指标还不均衡，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与人才培养相关的“人力资本与研究”只排第21位，“高等教育”甚至排到了全球第83位。以芯片制造为例，国际商业策略公司（IBS）的调查显示，相比于处在中等层次的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目前中国芯片行业最缺乏的是高端人才，尤其是最尖端的领军人才。高水平人才匮乏已经成为提升我国创新水平的主要障碍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占比太小，很难为关键领域的创新输送足够多的高水平人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着力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更多的高水平创新人才。因此，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型大学的规模及学生数量占比，对我国提高创新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要。

研究型大学学生数量和机构数量过少也不利于教育公平的进一步提升。研究型大学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代表，对个人而言，进入研究型大学通常意味着毕业后能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据《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统计，“双一流”大学毕业生不仅平均月收入高于全国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水平，而且总体上薪资增速更快、长期回报更显著。进入研究型大学对学生的个人发展和家庭社会经济条件改善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是许多青年渴望得到的受教育机会。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的诸多举措为更多学子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此类机会还远不能满足需求。不少研究表明，高校扩招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机会，但研究型大学的缓慢增长导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竞争更加激烈，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以更高水平的教育公平促进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整体规模太小，难以满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合理选拔、精心培养。本科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阶段，然而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整体规模太小，不但降低了国家的教育投入回报率，而且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招生过少导致初选空间相对狭窄，将很多具有潜力的年轻人拒之门外，造成人才浪费。高考作为一种以笔试为主、考查多科目基础知识能力的考试，选拔的主要是成绩拔尖人才，这种有局限的选拔维度很容易带来一个较窄分数段的学生同质化的问题，大量成绩不一定那么拔尖但具有较强创新潜力的学生被排除在研究型大学门外。显然，在国家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总量相同的情况下，入选的后备人才越少，倾注在每个人身上的教育投资风险就越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受到外部环境、学生个体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较高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适当增加后备人才数量、强化人才的多元性可以有效分散风险，提高社会教育投入的总回报率。

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整体规模太小还会导致培养过程中的问题，带来优秀学生之间不必要的“内卷”。比如，为了进一步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少高校自2009年起陆续启动了多种人才培养计划或工程，这些举措具有很强的选拔性质，相当于在研究型大学内部优中选优，并将优质资源向少数具有尖端人才潜质的学生倾斜。当研究型大学本科招生规模适当、学生人数较多时，这样做有利于选出具有领军潜质的精英来重点培养，提高教育资源效率。但是，在研究型大学本科招生人数不足，致使优秀学生已经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很难真正判别学生之间的差距，选拔的有效性难以保障。

底部结构沉重，难以满足新时代产业结构升级和数字经济的需要。随着数字经济逐步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我国数字经济也呈现迅猛发展态势。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8.6%，长期居于世界第二。专家预测，到2025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总值预计将超过GDP的50%，成为国民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来源。

相较于传统产业，新的数字产业对岗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生不仅需要拥有某种技能，还要具备较好的综合素质和知识迁移能力，能够融合多专业知识进行独立思考，解决具有一定复杂性的问题。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光靠技术培训和技能教育不够，还必须加大理论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力度。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本科教育在强调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的同时，还非常重视专业基本理论学习和通识教育，强调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思维能力训练，这种培养方式更有助于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的养成，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更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技能岗位要求。未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将对本科学历的应用型人才提出大量需求，如果不在人才培养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将难以满足新时代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建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

在新世纪的最初20年，我国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形成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大幅增加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但是，随着形势发展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亟须进一步优化。当前，应基于我国具体国情，借鉴先行国家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变迁的规律与经验，提前布局、科学规划、切实推进，建立起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

一是鼓励更多高水平大学成长为“双一流”高校，扩大研究型大学及高素质学生的整体规模。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稳居世界第二位；教育经费占GDP 4%的承诺得以兑现，教育经费稳步上升，这些都为扩大“双一流”高校及学生整体规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应该加大对地方建设一流高校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更多高水平大学成长为“双一流”大学。

二是扩大本科院校比重，增加应用型本科院校数量。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实现各领域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理论型研究型的创新人才，还需要培养一大批高水平应用技能人才，这就要有足够的本科层次应用型院校作为重要支撑。应当进一步通过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大力支持这类院校发展；同时，引导高职院校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升级为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大学。

三是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让真正有潜力有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研究型大学应开展宽口径、厚基础人才培养，鼓励所有学生充分发挥潜质。在此基础上，研究开展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选拔甄别、专门培养，不能过多过泛、流于形式。如此，在人才基数较大、环境较为宽松的情况下，更有利于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