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意味着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成果，也意味着有一流的制度。 教授治校，在目前大环境还不成熟和现行相关法律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教授治学，也就是学术自主，已经到了浮出水面的时候了

北大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之所以引起全国的轰动，与其说触及了部分青年教师的既得利益，不如说引起了社会对中国高校制度的大反思。

有人说：主事者过于张扬，改革尚未出台，已经满城风雨，改革犹如打仗，兵贵神速。不过，在我看来，这次北大改革好就好在不玩法家的威严、兵家的伎俩，而是走“商议性民主”路线，让大家有时间和有机会充分讨论。

在方案的一、二稿中，对于旧体制基本是绕着走，仅仅引进了外部市场的竞争机制，打破了青年教师的铁饭碗而已。但问题在于：当竞争加剧以后，谁是竞争的仲裁者？在目前大学官本位的格局之下，教师们的命运基本上被学校大大小小的行政势力所操控。假如这一问题不解决，劣胜优汰、劣币淘汰良币这些“负竞争”现象将愈演愈烈。

批评北大改革的各种声音，不约而同地集中在这一点，而改革的设计者们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据报道，在即将推出的第三稿中，将有重大的突破，将设计一套比较客观、公正的评审制度，重点在于院系一级将成立“学术自主的教授委员会”，负责教师的职务晋升和考核工作。

假如这是方案的最终结果的话，我们有理由说，北大改革开始向旧体制的核心问题开刀了。 学术自主和教授治校，这是国际上所有一流大学的通则。大学教授，不是出卖知识、出卖脑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是大学的真正主体。

教授治校，意味着学校所有重大的公共事务，都应该由全体教授或教授代表会议参与决策，而不是由行政当局单方面说了算。教授治校，在目前大环境还不成熟和现行相关法律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教授治学，也就是学术自主，已经到了浮出水面的时候了。 学术自主，意味着凡是涉及到教师共同体内部的公共事务，诸如教学课程设计、研究项目选择、科研成果评价、职务晋升和学术奖罚等等，不能由外在的因素,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说了算，而只能由教师共同体，或者是以全体教师成员的平等民主方式、或者是以教授为主体的精英民主方式自主决定。

在旧体制下，也有所谓三级学术委员会：系、学科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主持教师职务的评审工作，但是，这些学术委员会都不是“学术自主”的。不仅其成员由行政任命、评审规则由行政制定，而且其评审结果，也常常会受到长官意志的干预。 学术委员会当中，不学无术者大有人在，打招呼、拉关系、递条子是家常便饭，官场上的权力逻辑和市场上的金钱法则在学术名利场上畅通无阻。所谓的学术腐败、学术不公也因此应运而生。

法国大思想家布迪厄指出：在当今的大学形态中，知识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已经被权力与金钱深入地控制了。资本主义的科层官僚制度，将学校也当作企业一样管理，要求文化生产者接受和采纳工作效率、工作节奏这样的规范，并且将这些规范作为衡量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 另一方面，学院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虽然使得文化生产者在国家庇护下，可以逃避直接的市场压力，却通过各种拨款或基金委员会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施加规范化的压力。

于是，“日丹诺夫规律”出现了：“文化生产者在他的特定领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以抬高自己在本领域的身价。”因此，知识分子争取自主性的斗争，首先是反抗这样一些机构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反抗将外部的市场、权力和意识形态原则引入到学科内部。

我们可以将这次北大改革也理解为一场知识分子自我立法的努力。事实上，学术自主不是自北大始，三年前，早在东北师范大学就开始试验：在各院系建立教授委员制度，院系一级实行教授委员会决策基础上的行政负责制。东北师大的改革结果不得而知，然而，一旦北大走出这第一步，以其公认的领头羊地位，势必会在全国大学发生示范性影响。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意味着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成果，也意味着有一流的制度。一流的制度只有一个标准：是否鼓励学术创新、是否有利于学术自主。从人才竞争流动走向学术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