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英先生现为旅英华人、英国中医药联合总会会长。2005年11月，马伯英先生应邀参加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50周年的纪念会，本报利用这个机会采访了他。

    记者：马先生，您的《剑河的凝思》对剑桥优雅的文化氛围的描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您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您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么同其他的一些大学相比，您觉得剑桥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马伯英：剑桥是我参与李约瑟先生《中国科技史·医学卷》研究的地方，1985年到1995年，我三到剑桥做访问学者。剑桥的自由的学术体制和宽松的学术环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常常想，它的某些非常人性化的方面如果能够被我们国内的大学吸收一些是不是对于提高我们的学术质量有帮助？说到剑桥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剑桥无处不在的平等交流的氛围。学校的咖啡厅、餐厅、聊天室这些地方给学者和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个可以无拘束地交流的场所。你可能是个搞中医的，但在那里，你却突然发现，站在你面前的这位端着茶和你聊天的人是一位搞南极研究的学者。剑桥的学术精神具有极大的包容性，那里似乎认为，即使是漫无目的的交流对于学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剑桥的氛围，使谁都有可能有机会接触不同的学科，使学者们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我就曾经在校园的公共餐厅里见过发现DNA的克拉克，还有著名的《时间简史》的作者霍金。他们这些著名的人物在公共餐厅里和学生、普通研究者一样无拘无束，平等交流。

    记者：剑桥是这么宽松舒适的一个环境，但却出来了这么多的世界顶尖级的学者，这两点在您看来是不是矛盾的呢？

    马伯英：有点矛盾也不矛盾。剑桥这个地方学术底蕴太深厚了。在剑桥流传着大致是这么一句话：你在剑桥睡上三年也是好的，说的就是文化的熏陶非常重要。剑桥出了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应该说是充分得益于学术至上的、宽松而又人性的学术体制。另外，我考虑，之所以有这样的“宽松”是由于“自信”和由于自信产生的信任。剑桥信任他们所认定的学者，只要认定你，他就充分地信任你，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学术创造的主观能动性是很强的。剑桥的自信还体现在对学生的态度上。硕士或博士的论文在剑桥，导师是不过问的。完全由你自己解决。学生找老师，不是问我该做什么、怎么做，而是要汇报你的研究计划，你打算怎么办。如果你的文章中不体现参照性的东西，不能有一些能够引起争论的东西，那么你的论文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说这个问题矛盾也不矛盾，剑桥是宽松、是宜人的地方，但我在那里似乎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懒人”和“冗人”。

    记者：中国人在剑桥的生态如何？ 马伯英：中国人非常聪明，很多素质很好的人留学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到了英国，有的就在剑桥里面。但非常遗憾，我见到的大多数的那里的中国人都非常忙碌，为生计忙碌，能拿出很多时间象英国本土的人那样致力于纯粹的学术思考的很少很少。中国人生存的压力太大了，这个问题恐怕真的要到我们国家非常富强了以后，才能解决。

    记者：您对当代的东西方的交流这个问题怎么看？

    马伯英：我的看法是，现在东方和西方越来越趋于融合了。当代的西方人在千方百计地学习东方和思考东方，他们在走以前东方人所走的路（向西方学习）。融合，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我强烈地感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