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反映大学在长期办学历程中所拥有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以及逐步形成的传统、风格和特色等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维系大学运转的内在精神力量，是学校的凝聚力的体现。

上世纪上半叶，蔡元培、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教育家分别对大学精神作过深入而精辟的阐述，并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孜孜以求，发扬光大。其中，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当树一帜。他在继承学校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并亲自实践，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大“求是精神”，影响了一代代的浙大人。

“公忠坚毅，天下己任”的爱国精神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国家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因而他对大学培养目标的认，尤其关注严酷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1936年秋，他在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了两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告诫学生“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要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显然，竺可桢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而是栋梁之才。这种人才固然要有广博的知识，但必须具备“求是”的品质。他们既要努力学习，寻求学问之“是”，更要胸怀大志，追求振兴中华之大“是”。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在竺可桢的心目中，具备“求是”品质的英才除了要爱国以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素质：一要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最需要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国人是否拥有科学的头脑。“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二要具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不盲从、不附和。竺可桢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要突破常人之所见、所识、所思，不为习俗所惑，不随大势所趋，一切以理智为依归，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与挑战，就象西方近代的科学先驱者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赫胥黎那样，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三要具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在竺可桢看来，“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开放精神

浙大校歌开头两句写道“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这是竺可桢等老一代浙大人开放精神的一个写照。竺可桢是一位办学思想非常开明的教育家，他既有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的经历，又留学美国接受了现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包容、开放、民主”的办学理念。他坚持民主办学，虽然是一校之长，但却从不独断专行，而是集众家之长，共同管理学校。他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专家学者贯彻教学民主思想，秉持学术自由理念，使得全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在引进人才上，竺可桢豁然大公，“决无门户之见”。他“三顾茅庐”恭聘马一孚先生，礼聘前校长邵裴子先生，敦聘原先在不同学校任教、具有不同学术经历的学者来校，进一步反映了他开放的胸襟。

自强不息、永不气馁的奋斗精神

竺可桢不仅倡导“求是精神”，更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师生树立了“求是”的典范。在他的宣传、带动和影响下，“求是”成为浙大的精神内核，内化到浙大人的思想、意志及品质之中。抗战西迁期间，浙大集聚了一大批年仅三、四十岁但学问精湛的中青年教授，如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蔡邦华、梅光迪、张其昀等，他们“不惮生活之困苦”，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并以其创造性的思维，熏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子。如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教授，“一家四口居泥墙草屋，晚间一盏油灯，几根灯草”，生活异常艰辛，但教学和研究不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4年入学浙大的李政道先生后来回忆道：“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的细推物理之乐。”在“求是精神”的激励下，竺可桢长校十三年间，浙大共培养三千多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在不同的领域开拓创新，成为改造社会、“转移国运”的栋梁之材。

竺可桢倡导的“求是精神”被一代代浙大人奉为圭臬，传承弘扬。浙江大学师生们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培养高素质创造型人才为根本，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求是精神”永远激励着浙大人奋勇前进，不断开创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