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刘庆昌出生于山东单县。
单县古称单父，因舜帝的老师单卷居住地而得名。春秋后为鲁国单父邑。孔子弟子宓子贱、巫马施相继为单父宰，一个“鸣琴而治”，一个“披星戴月”，传为历史佳话。
也许是受到家乡舜帝之师、孔子弟子的精神感染，虽然 “想学数学，却考上了农学院；从小吃甘薯长大，吃得怕得不得了，结果要一辈子研究甘薯；本来不想当老师，结果是走上讲台为人师表”，但刘庆昌却以“热爱教育、热爱教学，精心教育、精心教学，创新教育、创新教学”的精神，在农业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甘薯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在三尺讲台上施展出人生的精彩，享受着当老师的乐和价值。
我是一名中国人，我想在自己的国家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从事农业、从事教学并不是刘庆昌最初的梦想。中学时，他的数学成绩很好，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成为他的偶像，成为一名数学家也成为他的理想。阴差阳错，刘庆昌最终却走上了学农的道路，他对自己说“干一行就要爱一行，要百分百的努力和付出。”既然已经无法后退，他选择了全力前进。
1986年，刘庆昌还是原北京农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聪明好学、成绩突出的他在众师兄弟中脱颖而出，被导师陆漱韵教授推荐到日本国立鹿儿岛大学深造。
回忆起那段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刘庆昌铭记于心的是日本同行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特别是他的导师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导师非常认真，会对我的论文逐字逐句地斟酌。甚至是标点都斟酌再三。”刘庆昌说。在日本虽然学习和生活中能够比较熟练的运用日语，但是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每当写完一篇论文的时候，他的日本导师都不厌其烦地对论文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对哪些地方该用什么样的词汇、甚至是什么样的标点都会进行一番讨论。
如今，刘庆昌还念念不忘导师、同行的严谨治学作风和谨慎科研态度，这些对他后来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他终生受益。
在导师修改论文的过程中，刘庆昌的日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他在日本求学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在国内，刘庆昌学的外语是英语，到了日本之后，他对日语可谓是“一窍不通”。凭借着他那“做就要做好”的坚定信念，通过扎扎实实的学习，很快，他就基本上掌握了日语。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后，刘庆昌在学习与科研工作上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他借助日本先进的实验设备和良好的实验空间从事甘薯细胞和基因工程的研究。很快，刘庆昌在日本的学术界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为以后的学习与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鹿儿岛大学，博士生能够按时完成学业的比例只有30%左右。刘庆昌不但按时完成了学业，而且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继续在日本做博士后研究。当时，能够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在日本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做博士后研究的外国学者每年只有50人。刘庆昌成为鹿儿岛大学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由于日语讲得很地道，在鹿儿岛大学读书期间，刘庆昌经常充当起翻译的角色。每当有中国代表团访日的时候，他都会主动抽出时间为他们充当翻译，由于表现非常出色，他还被鹿儿岛市政府授予“友谊使者”的荣誉称号。
完成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之后，日本的一些大学和大型生物工程公司企业都提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想要留住这位高材生。一所远在美国的知名大学向刘庆昌发来了邀请函。刘庆昌坦率地说:“国外确实有比较诱人的物质待遇，可从精神思想上来讲，我毕竟是一名中国人，我想在自己的国家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1993年，刘庆昌谢绝了各方邀请，毅然回到国内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
艰苦我不怕，只要干得踏实。想到所有的事业都会蒸蒸日上，心里感觉就会很痛快！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社会知识结构和农业结构的不平衡，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新一代的科技领头人，才能科教兴农、科教兴国。
刘庆昌的归来，无疑适求了诸多方面的需要，他终于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回国后，仅仅用了三个月，刘庆昌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实验室，主持两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一项国家教委留学回国人员资助项目，并承担了国家“八五”甘薯科技攻关专题的第二主持人。
甘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6大食物，它可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长。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种植了9000万亩甘薯，除了新疆、西藏两地没有外，其它任何地方都有甘薯的踪影。在甘薯的主产区黄淮流域、四川盆地，种植量占总面积的60%以上。
为了研究并提高甘薯的技术含量和抗旱性能，刘庆昌需要做大量的实验，他面临的科研条件却并不乐观。刚回国时，他所在的研究室没有从事基因研究方面的实验室，更别提仪器设备和个人住房了。刘庆昌没有退缩，他说:“艰苦我不怕，只要干得踏实。想到所有的事都会蒸蒸日上，心情就不一样了，很痛快！”如今，他所在的研究室有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艰苦的日子已成为峥嵘岁月的回忆了。
经过长期研究和大量的实验，刘庆昌在基因工程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将甘薯近缘野生种导入甘薯，已获得一批高淀粉含量、高胡萝卜素含量、耐旱等优良育种新材料，并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甘薯及其近缘野生种的有效植株再生系、体细胞杂交体系和甘薯细胞水平辐射体系。这些成功为甘薯体细胞杂交、细胞诱变、基因工程提供了理想的材料和手段，并克服了甘薯组存在的种间、种内杂交不亲和性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他用甘薯胚性悬浮细胞作为受体，建立了甘薯农杆菌介导法，并获得表达GUS、OCI、CpTI等基因的转基因植株，为用基因工程解决甘薯病毒、蚁象线虫病奠定了基础。
在祖国这个大舞台，刘庆昌取得了一项又一项喜人的成绩，获得了许多科研奖励：1995年，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年，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1998年获得“第六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三等奖”；1999年，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2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4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2004年，入选“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事业有了起色，人们一度担心他会不会“飞”走。曾经，一家日本公司找上门来，高薪聘请刘庆昌去担任公司驻北京的总代理，他婉言拒绝了。
“我不会走，我会在国家需要的条件下干到最后，”刘庆昌满怀深情地说，我要在今后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为中国的农业、农民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下学期还能不能上刘老师的《专业英语》课？我还想再听一遍
归国不久，刘庆昌就开始主讲《普通遗传学》和《植物细胞组织培养》、《作物遗传育种硕士生专业英语》等一系列课程。此外，他还担任了班主任、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兼任了系党支部书记。面对繁重的科研、教学、党政工作，刘庆昌始终坚持“踏踏实实做事”的态度，他说:“单位让我干的事，尽力干好；自己想干的事，必须干好。”
刘庆昌真的干好了！荣誉也许能证明他的付出。1997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9年，被评为“首届中国农业大学优秀教师”；2001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获得“第二届教育部教学科研奖励计划优秀青年教师奖”；200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获得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特等奖……
2003年，刘庆昌荣获得第一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和第一届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面对闻讯前往采访的记者，刘庆昌一脸拘谨，摆手说道:“意外，纯属意外！”
听过刘庆昌讲课的的学生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刘老师讲课确实与众不同，极富激情。他上课时，表情很是生动，喜欢在讲台下走来走去，一边讲一边做手势；声音抑扬顿挫，还经常停下来突然发问，与学生互动，使你不能不跟着他的节奏走。
同学们说，刘老师的课堂语言生动、幽默，课堂气氛活跃。但要这样讲好一堂课，刘庆昌却常常累得一身汗。对此，他常常是呵呵一笑:“这样好，就当锻炼身体了。”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同学们对刘老师的课评价很高:“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特别投入，没有废话。”但同学们也许不知道，要真正讲好一门普通的课，把它变成“名牌”课程，要经过多少研磨和精心准备。一次，刘庆昌对教材中讲述的一个问题有点疑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一连几天，他几乎翻遍了手头国内外有关的所有文献，终于彻底弄清了这一问题。尽管很累，刘老师心里却感到无比轻松，他相信，了解了更多相关知识，再在课堂上讲这个问题时，自己一定会给同学讲得更透彻。
讲了十多年的《普通遗传学》，但现在每次上课，刘庆昌仍然花很长的时间去备课。他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普通遗传学》课程，也在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抱残守缺，只会误人子弟。“讲课可不能马虎，不然对不起学生。再说，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发展的，不学习怎么行？”要把课真正讲好，刘庆昌的体会是：作为老师，一定要真正读懂这门课，吃透它的内容体系、重点、知识点，并很好地把它们串起来，刻在脑子里；针对每门课的特点，应该怎样讲，要心里有数；同时，讲课的语言要准确、条理要清晰；讲基础课的人，不能脱离科研，必须以科研做基础，才能把课讲好。他还认为，课前课后多与同学沟通，征求他们对讲课的意见、看法也很重要，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多年来，刘庆昌十分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1998年至2003年，连续6次获得“学校课堂教学效果优秀奖”，2004-2005年《普通遗传学》教学效果学生评价在95分以上。刘庆昌讲《普通遗传学》时，常常是200人的大课，教室里座无虚席，年轻老师来听课，去晚了会找不到座位。
学生反映，听刘老师的课都很过瘾。于是，学期结束时，有的学生悄悄打听:“下学期还能不能上刘老师的《专业英语》课了？我还想再听一遍。”
自己取得了成绩，刘庆昌还注重帮助青年教师，他多次在校内外介绍自己的教学心得和教学方法，帮助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效果，他对青年教师们说:“我们要顽强地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将讲台作为我们的人生舞台。”
在教学之余，刘庆昌还主持或参加了8项国家、部及学校教改项目。他主编或参编了21世纪课程教材《植物细胞组织培养》、《遗传学(第三版)》，《作物育种学各论》《遗传学》；他是农林主要课程国家试题库(遗传学)的第二完成人，这个试题库为全国多数农林院校使用，已经成为教育部评估全国农林院校《普通遗传学》教学的主要工具之一；2005年，他主持的《普通遗传学》获得2004年度国家精品课程，2006年，他主编的教材《植物细胞组织培养》获得2005年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奖，被列入 “十一五” 国家级教材规划。
“可能”这个词不能用。在科学研究的问题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在同学们眼中，刘庆昌是工作中非常认真、一丝不苟的严师。一次，刘庆昌问一个研究生，研究项目做了多少次实验，这个学生不十分确切地回答说:“次数可能有……”，刘庆昌立刻打断了学生的话，他一脸严肃地对这名同学说:“‘可能’这个词不能用。在科学研究的问题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在刘庆昌从事的甘薯细胞工程和分子育种研究中，甘薯胚性细胞悬浮培养实验过程，要求摇床培养条件每分钟一百转。有一些学生做实验时不认真，认为转速快点慢点不要紧。刘庆昌发现后，对这些学生说:“这样不行，做实验做的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一个实验，这差点那差点，出来的结果可就差远了。”刘庆昌常常告诫大家：科学是高尚的，科学是严谨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带着这种严谨的科研态度，自1993年以来，刘庆昌先后主持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教育部各类基金、国际合作项目等21项。通过这些项目，刘庆昌建立了有效的甘薯及其近缘野生种的组织培养植株再生体系和原生质体培养植株再生体系；建立了甘薯及其近缘野生种的体细胞杂交技术体系，在世界上首次获得甘薯组种间体细胞杂种植株；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甘薯细胞水平辐射技术体系，并获得数个优质甘薯新材料；首次将甘薯胚性悬浮细胞应用于甘薯基因工程研究，大大提高了甘薯的遗传转化效率；探明了低倍体种间杂种与甘薯杂交表现低结实性的原因；利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胚珠培养等方法，选育出数个高产、高淀粉含量、高抗病的甘薯新材料；建立了与甘薯茎线虫病抗性连锁的分子标记。自1990年以来，刘庆昌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其中SCI收录9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
在同学们眼中，刘庆昌也是生活中随和友善、和蔼可亲的朋友。生活中刘庆昌十分关心学生，他经常会和同学们一起打羽毛球，有时他还会“耍赖”，输了还会和同学们争球。
有一次，一个学生的父亲患癌症去世。当时，他悲痛欲绝，什么也干不下去。刘庆昌知道此事后，多次找这名同学谈心，他以自己类似的经历鼓励学生:“人在成长中，总会遇到困难。困难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我们都是男子汉，这点事应该能抗过去。”刘庆昌还嘱咐其他同学，对这个学生要多关心和照顾。后来，这名学生走出了生活的阴霾，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攻博。
十几年来，刘庆昌指导了30余名本科生科研训练和毕业设计，指导了24名硕士研究生和20名博士研究生，其中很多人获得学校优秀毕业生、“杜邦奖学金”、“校长奖学金”、“毛中振奖学金”等。如今，刘庆昌所培养的许多学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有的学生已经成为学术骨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同学们正在继续实践着刘老师当初的愿望:“为中国的农业、农民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将讲台作为自己的人生舞台，让一个个渴望知识、追求科学的学子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思想”，如今，刘庆昌“深深体会到了当老师的乐趣和价值……”（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