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马弢：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 方桂珍：天津工业大学学生辅导员 王建辉：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宋友良：厦门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 食堂消费成经济状况参考指标 据媒体报道，为加强对贫困生的认定，厦门大学日前在基本条件认定的同时引入量化指标，提取所有学生连续3个月的食堂消费数据，计算出每名学生的用餐总次数和每月在食堂消费的平均金额，作为衡量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一项参考指标。记者约请学生、辅导员和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负责人，探讨如何客观、公正地对贫困学生进行认定，使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及时有效的资助。

假冒贫困生现象是特例但影响极其恶劣主持人：是否会有并不贫困的学生，在食堂少吃，再到校外消费，不知道几位平常有没有碰到过这样冒充贫困学生、骗取资助的事情？方桂珍：我从事辅导员工作6年来，每年都会遇到这种现象，比如入学时父母开车来送，结果还拿着低保减免；还有个别人办理了国家贷款，结果每年都坐飞机回家等，虽然是特例，但是在同学中的影响却极其恶劣。我觉得存在此类现象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原因。比如，地方政府机关认定家庭贫困的审核不严格。经常听到某某走关系办低保，结果有关系的成了低保户，而真正贫困的却依然在经济困难面前挣扎。个别地方政府审核政策宽松，往往会给高校的贫困生认定工作带来很多干扰和困难。还有的家庭教育观念不正确。有的家长见利即争，觉得反正是公家的钱，不占白不占，不鼓励孩子同情弱者，反而“鼓励”孩子积极去争助学金、困难补助等等。

宋友良：绝大部分大学生是诚信的，这是我们的基本判断。当前各高校对于一些学生是否应该获得助学金的争议，更多的是源于认识和制度。比如购买了手机、电脑的学生算不算困难学生，各界意见不一。还有认定标准本身比较模糊，容易导致一些争议。食堂消费作为量化指标只能是参考主持人：各位觉得食堂消费数据作为贫困学生认定的一项参考指标是否合适？请谈谈自己的想法。马弢：我个人认为此法不可取，在食堂的消费多少不只是由家庭情况决定的，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一下，因为我来自四川农村，家里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父母始终坚持只要我把钱用在了该用的地方就没什么，不能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就亏待自己的肚子。我在食堂也是该吃的就吃，当然也要考虑钱的问题。因为在外地生活不习惯，我们吃的多是辣的菜，而这些菜在学校里相对来说要贵一些，和别人吃的荤素菜数量相同时，通常我们的菜都要比别人贵上一元钱。王建辉：我认为将食堂消费数据作为贫困学生认定的一项参考指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应作为贫困学生认定的主要标准。通过查询学生每月在食堂的用餐总次数和消费的平均金额，可以作为一个量化指标。

但是定量容易，定性却没那么简单，如有的学生可能在食堂消费少，在校外消费多，如果仅以食堂消费为依据认定他是贫困学生显然不够准确。宋友良：厦门大学目前采用的是结合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和学生在校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认定的方法，食堂的消费数据仅仅是其中一个指标。今年之所以提出这一指标，原因主要有：首先，在考察学生家庭经济实际情况的操作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是否客观、全面等问题，引入食堂消费数据进行综合考察是解决的途径之一；其次，相比其他指标而言，不可否认饮食支出等基本消费能切实反映学生家庭经济基本状况；再其次，对于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考察不能仅凭印象。

而最近一些媒体对我校的认定政策进行了片面的解读，同时误导了公众。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放在总体的认定机制中是很难成立的。定性定量综合认定会更加全面而准确主持人：作为特殊群体，对贫困生的认定，很多学校都采取特别谨慎的方式，然而还是时常引发各种争议。怎样认定比较好？几位有什么建议？王建辉：贫困生认定工作是国家各项资助政策贯彻落实的前提和基础。我认为，要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贫困生认定方式，重点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困难学生认定的标准应该进一步明确；二、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要准确掌握，认真审查并更新，进行动态管理；三、要加大国家资助政策的宣传力度，并且在认定过程中坚持公正、公开，要经常征求同学们的意见，了解贫困学生的思想和生活状况，确保资助资金的有效使用。方桂珍：高校认定贫困生身份的目的不是要将学生分等级，也不是要刻意给贫困生贴上标签，而是想把助学金和困难补助发给最需要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要在调查广大贫困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和全体学生在校实际消费情况的基础上制定认定的标准，制定时要考虑到诸如孤儿、单亲、家庭变故等多方面因素，也要考虑到学生在校的消费水平、学习努力程度、道德品质等各方面表现。宋友良：综合认定是基本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可以引入一些量化的手段，或者也可以设定一些可评估、可比较、易审核的考察项目，如学生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情况等，进一步提高认定的准确性、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