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有点像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刚刚起步的时候。当时距今110年左右，清华、上海交大、复旦、北大等先后创校，西方的大学理念对中国顶尖人才培养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现在是这种冲击和影响的第二波高潮。”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1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闭幕后，向《科学时报》记者表述了自己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世界形势的看法。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2011大学校长全球峰会在清华园召开。本次峰会以“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为主题，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高校所面临的历史责任、时代使命和现实挑战。

谈及本次峰会的意义，杨玉良认为最关键的就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社会结构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全球大学校长都在思考和讨论，大学到底能够做些什么。

中国大学离不开世界

在峰会开幕式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高等教育的繁荣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建设。

100年前，作为把西方教育体系带到中国的先行者，清华大学也把西方的教育体系融入中国的教育传统和价值观中。

早在公元1872年8月，一批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中国少年漂洋过海，前往美国接受西方教育。这批被称作“留美幼童”的孩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政府先后派出的120名“留美幼童”中，就有50多名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其中，有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在这批“留美幼童”中，就包括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的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清华大学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缩影，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历程。

袁贵仁在开幕式致辞中回顾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他说，19世纪末期，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在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起步；1949年新中国成立，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崭新的一页。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49年的0.3%，上升到2010年的26.5%，在学总规模从当年的11.7万扩大到3105万，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2010年7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大学是文化交融之所

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峰会开幕式上提到，她前不久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MIT）建校15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了题为“人文交流与中美关系未来”的论坛演讲。

本次峰会上，刘延东再次强调，大学是人类多元文化的交融会聚之地，跨文化交流正在成为大学的第四大功能。她说，这一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促进人类多样文明的和谐共生，为21世纪真正成为一个安宁、祥和、繁荣的世纪作出它的新的、历史的伟大贡献。

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主席杨祖佑对此深表赞同，他说，文化交汇是联盟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在各个大学间构建合作关系，推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及全球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汇是世界大学构建全球知识网络的必然结果。

对于全球知识网络的形成，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分析，从历史上看，全球知识活动的分工从地理上是不均衡的。与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相比，发达国家的大学在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中，往往为自己设立更加宽广的使命，并具有更强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由于能力和资源所限，往往只能满足本地知识活动的需求。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版图也在发生变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发现，他们要想更好地为本地服务，必须加入全球化的知识网络。

对于世界大学面临的全球性挑战，顾秉林认为高等教育机构有责任和义务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也给世界各地的大学自身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和财政压力，许多大学的预算被削减；大学的形象也从象牙塔转变为和企业、社会合作进行知识交换的市场，公众和社会对大学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批评的声音则越来越强等。

由此，当今大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

大学是思想进步之源

“通过一些包括教学、研究和服务在内的基本行为；通过培养高技术的人才，使他们能够在经济、政府和社会服务中任职；通过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通过推动社会运转，为社区和国家提供服务，我们都能够直接、迅速地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南非开普敦大学校长普莱斯（Max Price）在演讲中给出了上述高校服务社会的多种方式与途径。“高等教育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可以作出卓越贡献。”他认为这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后，南非的大学开始融入全球化。普莱斯同时指出，在提到中国和南非的大学加入全球大学体系的时候，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体系的基础是什么？通常，一个体系是以共同的规则和价值观为基础的，那么全球大学体系的规则和价值观是什么呢？

普莱斯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开放宽容的思想，鼓励创新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当今大学共同的价值基础。在这种基础之上，当今大学具备了一种功能，就是“保护使开放社会成为可能的条件”。

他进一步解释道，“开放的社会”，意味着科学家都应当以真理为基础开展科研，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他说，这个价值基础在治国理政和社会发展领域也是一样的，所有的学术分析家和社会学家，都要确定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有利于学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在社会决策方面，只有经得起民众考验，只有允许不同思想的碰撞，才能保证决策的质量，才能确定我们的决策是最合理、最科学的。确保思想自由的交流，使他能够影响政策的制定，这就是“开放社会”的精髓。

由此，大学作为知识的权威担负起了一个独特的责任，不仅能够为社会提供服务，还应当为社会进步提供思想来源。

大学须有独特根基

全球大学体系的形成，得以为共同解决全球问题和挑战作出更大贡献。然而不同地区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则是“硬币的另一面”。

顾秉林认为，这要求今天的大学除了做到传统上在教育、研究、社会服务三者之间的平衡外，探讨其使命时还要增加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即如何在全球化和本地化之间取得平衡。

“大学要在与合作伙伴加强合作的同时，确保自身独特文化与传统得到保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来说，这个挑战尤其重要。毫无疑问，全球化的浪潮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意义深远。从消费者行为，到研究的议程无一幸免。虽然全球化给大学带来了很多好处，但这个过程也带来了与大学原有文化和传统不合的价值观念和风格。”顾秉林在演讲中说。

杨玉良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中国到底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并且能够到世界上去推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杨玉良认为，对于我国而言，实际上是要考虑一下，我们中国的哪些东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然后用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去影响整个世界。这需要大学承担起很大的而且是其他社会机构所无法替代的责任，因为只有大学有如此众多的学生和教师，他们在非常大规模地跟世界发生交流。

“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让世界人民包括学者都来了解中国的文化，让他们更多地理解和懂得中国人是如何思考问题的。这样一来，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包括未来的世界将充满和谐，而不是充满矛盾和危险。”杨玉良说。

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校长顾秉林回顾道，清华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今天的清华大学，依然是一个鼓励文化多样性的地方。同时他强调，清华大学也清醒地看到，在学习和吸收来自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坚持和发扬一直以来滋养着清华大学成长发展的独特文化根基，这不但是对中国社会的责任，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责任。

“人类文明的繁荣依赖文化的多样性，虽然文化与传统的差别可以成为争论与冲突的来源，但也促进我们共同学习和发现。”顾秉林引用中国先哲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倡导各国大学秉持这种精神，使大学变得更好、更强，从而有能力来完成推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世界和谐的光荣使命。

对于保持大学自身的独特传统，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认为如何将大学的“老”与“新”有机结合，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汉密尔顿举例道，作为一所诞生于中世纪、在英国小城建立起来的大学，牛津的很多建筑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因而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要保护这些大楼几百年的风貌，同时又要保证能耗的减少。此外，牛津还要确保其所承载的古老传统不会消失。

对此，汉密尔顿带来的经验是，“不仅仅要遵循传统，而且要不断地创新。这样一种做法对于整个大学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我相信对于中国的所有大学，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将传统中最好的部分和创新结合起来，是牛津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因此而肯定牛津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大学须管理机制创新

全球化与本土化，遵循传统与创新谋变，在全球大学体系中，世界各个大学的合作交流与自身发展，都在不同方面展现出个性的差异。其中，不同学校组织与管理之间的差别，是本次峰会大学校长们重点讨论的议题。

顾秉林在演讲中表示，如何解决跨越国界合作中不同大学组织与管理之间的差别，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新的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很多大学希望解决的问题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不管是培养跨国公司领导人，还是破解DNA以找到癌症的治疗方法，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这些全球化的问题需要全球化的解决办法，这种全球化的解决办法就需要各个领域中具有全球观的领导人物间的合作。”顾秉林紧接着强调，“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大学往往组织结构不同，按照不同的管理模式行事，更不用说语言的差别所带来的挑战。这些差别给合作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千万不能被低估。”

杨玉良在参加了以“大学治理”为主题的分会场讨论时总结道，关于大学办学自主权的问题，是校长们讨论的热点。

他认为，对于“什么是自主权”，事实上并没有被清晰地界定。他向记者表示，“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绝对的自主权，因为大学的自主权到底应该限定在什么范围之内没有标准。”杨玉良向记者说，“但对于中国来讲，我的感觉就是相对而言我们管的比别人要多，我们的大学自主权与别人相比就少一点。”

杨玉良进一步强调，尽管因为大学资源必须要有来源方，因而总会对大学自主权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没有绝对的自主权，但是总该有一条底线。超过这个底线的，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其他方面，都不应该干涉到校内的管理，“比如说一些课程的设置，课程内容的设定权利，包括学科划分，甚至招生时的学科分布等。这些应该是大学主动与社会相接轨，而不是倒过来给大学很大的压力”。

对于大学的独立与合作，汉密尔顿有着独到的解释。他说，大学（University）这个单词的前缀“Uni”，实际上就是“你”和“我”（U&I），大学并不是一个独立体，而应该是一个不同要素的组合体。

除此，汉密尔顿也分享了几个世纪以来牛津内部的管理经验。他说：“我们大学有些部门有着自治的传统，并且它们的自治程度非常高。这样一种自治、自由的风气有着很好的作用，它能够推动自由、开放并且激烈地进行辩论，而这正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变化的大学的最大特征。同时，所有这些牛津大学的组成部分虽然都彼此独立而且相当活跃，但同时它们也组合成了一体，形成了我们的牛津大学。”

在大学的内部管理方面，杨玉良同样提出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就像当初西方大学制度进来的时候，包括蔡元培和梅贻琦先生等前辈教育家马上就注意到，完全取消中国教育传统中的书院方式，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没有了中国特色。所以后来，在蔡元培先生管理北大的时候，实际上引入了一定的中国传统书院的管理方式，这样的糅合，使得一所大学既能够与国际接轨，同时也能保持非常鲜明的中国特点。”

对于组织机构和管理方式差别可能会对大学国际合作形成的障碍，顾秉林认为，应当认识到这些体制障碍不可能一夜之间消除。他同时表示，对清华而言，解决办法的逻辑来自于清华的做事方式——“行胜于言”。“我们先从全球教师和学生交流入手，在这方面受的体制约束较少，逐渐地，我们从这方面过渡到更多地推动科研合作及教育合作项目，如联合学位，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消除合作障碍。”

顾秉林同时强调，我们有信心在落实教育改革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很多体制机制的障碍会逐渐消除。

应对全球挑战，大学作用无可替代

大学作为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摇篮，是欧洲中古时代留给后世最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已有800多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科隆大学等，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

历经数世纪的变迁，大学的职责和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扩展。除了人才培养，今天的大学还是探索未知、认识真理的殿堂，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高地，分享成果、交流合作的平台。

刘延东在峰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大学在引领社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创新。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那些与时俱进、注重内涵、突出特色、拓展功能的大学能够始终与社会保持良性互动，从而跃升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大学。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深刻地启示我们：大学只有适应社会和世界的变化，主动融入社会，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彰显更大的价值。”

进入21世纪，世界形势的重大变革有目共睹。在峰会主题演讲中，顾秉林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柏敬诺（Robert J.Birgeneau）均表示，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众多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口膨胀和老龄化、粮食安全、流行疾病、贫富差距、重大灾害、公共安全和暴力冲突等。

“这些问题都需要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找到解决之道。”柏敬诺进一步强调说，大学是可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场所。因此，大学各学院之间需要密切交流，同时，大学也要和各个社会部门建立联系来实现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