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非精英；70后、80后、90后，00后；普通青年、文艺青年、2B青年；垮掉的一代、崛起的一代……每个时代，青年人都是最容易被定义的群体。

谁有权力去定义别人的青春？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提供更为多元的视野？公众能否对另一种人生选择报以宽容和理解，让青年回归青年？

5月19日，21世纪教育沙龙聚焦青年人的成长，邀请到从香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辞职来帮助北京打工子弟融入城市的赵晗、从一个北外普通学生变身“全球新闻编译计划”发起人的康夏、独立执导纪录片电影《待业青年》的张内咸以及刚从百度辞职踏上追寻人生意义道路的IT小编曾郭偲等四位“有趣、有料、有种、有脑”的“新四有青年”，分享他们的人生选择以及对于教育的思考。

和精英价值说再见

赵晗，北京姑娘，人大附中、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一路顺畅走来，她都是别人眼中的精英。

但这样“外表光鲜、自命不凡”的生活，并非她真正想要。在历经一番挣扎与反思后，她选择了告别精英，辞职之后投身公益，加入一家香港NGO机构，专职服务北京外来工子女。

巨大的人生转折，源自于她对人生意义的拷问。

“对精英教育的反思来源于我人生的冲击，有一天，我突然间意识到在寻梦的年纪，为什么我可怜到竟然不会做梦？”

在香港知名会计事务所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这种自我拷问，让赵晗意识到，长久以来，与自己内心的失连、与意义和梦想的失联、与信仰和使命的失联，让正值寻梦的自己却不会做梦。一种外在的光鲜表现和内在自我失联的压力，加之外界的期望以及紧贴在青年人身上的标签，让像赵晗这样的年青人往往自己表面迎合，却内心绝望。

“离开老家去成都，离开四川去北京，离开中国去美国，最好能够离开美国去火星”，赵晗借同学的一句话阐述自己对当下精英教育的理解。在这种教育理念中，追求优越感、特权、体面不凡、自恋自大，却缺乏灵魂和对社会责任的回应和担当。

“与精英价值告别，并不是说这个社会不需要精英，而是告别那些从'五四'之后就被社会抛弃的陈腐的封建的价值观，即追求功成名就、出人头地、做人上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

在杨东平看来，赵晗的选择与陶行知、晏阳初当年的乡村建设是一个隔代回应，是对当今纸醉金迷、红尘滚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启示，“真正的精英就是做最大众的事”。

什么是好的教育？

在当下社会、传统、家庭、主流价值等各种力量裹挟下，很多青年人都生活在各种“标签”的阴影下。

“学习才是王道、任何个性化的表现都被视为叛逆、中学期间感受不到自己大脑的存在……”张内咸执导的独立电影《待业青年》中有这样的镜头，年轻的主人公痛苦地自白。

这位青年导演通过镜头的真实捕捉，反应了那些看似“异常”的青年人对于教育和人生选择的真实声音。

“无数的年轻人如何成为他自己？我们的教育为年轻人成为他自己提供了什么？”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原秘书长梁晓燕问道。

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与多元视野的重塑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2012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新闻系的曾郭偲认为，大学给他最重要的是就是人生的启蒙，“就像开窍了，三观经历了毁灭和重建的巨变”。

思想的转变首先得益于优秀学者的授课，如研究宪政的王人博、苏联东欧问题专家金雁等，常识的获得让他受益匪浅。

“外部能给年轻人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是一个好的教育最本质的东西。”梁晓燕认为。在她看来，现有的教育是否已经给青年人提供了足够多的选择？有多少选择能够进入他们的视野？而除了正规的学习教育，家庭教育、大众传媒是另外塑造青年自我的重要途径。

梁晓燕觉得，一个青年人成为什么样，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更与整个教育、社会有关，“期待今天的教育能给年轻人提供成为他自己的更广阔的精神营养”。

如果今后有下一代，赵晗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出以下经验：不再一味追求表现，而是倾听自己的内心找到人生导师；在迷茫痛苦的青春期能有人辅佐提携，少走弯路；能接受全人教育，包括生存教育、生命教育和生活教育；除了参加鉴赏类、知识类、智力类的学校社团，更应关注社会；敢于想象另类的人生；塑造核心价值，寻找人生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