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权力的归权力、学术的归学术，才能防范因两者媾和而产生腐败风险

两次参评、两度落选，最接近时距闯关成功仅一票之差；索贿两千余万元，盖因评院士“需要花钱”——近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贿选院士的案情逐步曝光，吸引公众目光。此事所暴露出的权力对学术的干扰，无疑是一记警钟。常言道，“学而优则仕”，张却非要不计成本、铤而走险，试图演绎“仕而优则学”，仔细推究，恐怕还是“院士”的吸引力太强了。

院士本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代表着对研究者学术造诣的认可。1993年，国务院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程院。1997年起，“两院”同步进行每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在上世纪90年代“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背景之下，提高院士待遇理所应当。不过，也正因是“国家荣誉”，院士在科研经费分配、项目申请、科技评奖等方面，有着更多“学术权力”，从个人到所在单位和机构，都能大受裨益。而与行政职务的有限任期不同，院士可谓“一次当选、终身受益”。这就不难理解，张曙光因何既要做官又想当“学霸”，而原铁道部甚至不惜举全系统之力助其参评，还加盖红章为集体学术造假打掩护。

客观而言，作为个案，“花钱评院士”并不能代表我国院士制度的真实图景。两院院士往往既有崇高学术声望，又兼具高尚人格风范，是推动科研事业发展的领头雁。从钱学森到邓稼先再到袁隆平，在一代代院士群体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对科学与真理的追求，更能看到他们对自身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的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忠诚。正是学问与人格的融合，汇成了崇高而执着的院士精神魅力，体现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也是为什么，每逢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季”，各界总会高度关注。

近年来，关于完善院士制度的呼声一直不断，有关机构也积极作为、力促改革，中央更明确提出“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并将之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意见的重要内容。正因此，建立一个更干净、更具公信的院士制度，十分可期。也应看到，改革与完善院士制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应做好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让院士与利益脱钩，保持其荣誉性、学术性；又须具体而微，从院士评选的程序、办法入手，着力增强审核的独立性，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在这个意义上，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切实做到院士制度的公开、透明，把院士群体及其评选过程置于学界同行甚至全社会的有效监督下，方能阻断私相授受的利益链条，促进科学研究的风清气正，让院士制度更好运行。

张曙光案令院士增选蒙尘，却也迎来制度反思与变革的契机。唯有让权力的归权力、学术的归学术，才能防范因两者媾和而产生的腐败风险，真正让“院士”回归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