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是镌刻在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朱梅馥夫妇墓碑上的一句名言，由傅雷之子傅敏从《傅雷家书》中选定，作为傅雷夫妇的墓志铭。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是镌刻在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朱梅馥夫妇墓碑上的一句名言，由傅雷之子傅敏从《傅雷家书》中选定，作为傅雷夫妇的墓志铭。昨天上午，位于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内，傅雷朱梅馥的骨灰落葬于此，长眠于南汇故里，于逝世47年后实现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叶落归根。
渐凉的秋风中飘荡着傅聪弹奏的莫扎特和肖邦的钢琴曲，傅敏代表家乡至亲安葬傅雷夫妇。傅雷夫妇纪念碑高1.8米，碑身灰白，线条简洁，傅敏认为，这恰恰象征了父亲的为人“简单，刚直不阿”。
人生的历程就是灵魂寻找故土的过程，墓碑前，傅敏代表哥哥傅聪和全家向终于入住家乡土地的父母说了几句话：“爸爸妈妈今天你们终于回来了，47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增长起来的文化事业。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在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把产生这么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爸爸妈妈你们在这安息吧。”
兼通文史哲音乐 一生译作逾500万字
1908年4月7日，傅雷生于上海南汇县傅家宅。1912年时其父傅鹏飞因冤狱病故，由母亲抚养成人。1920年（12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今南洋模范中学），次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1924年因批评宗教而被开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次年与庞薰琹和倪贻德结成“决澜社”。傅雷的译作多为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
15卷《傅雷译文集》，共500多万字。24岁的他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26岁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文章不仅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等，足见其知识之渊博，多艺兼通。在《贝多芬传》里，傅雷以一位音乐鉴赏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笔与贝多芬心灵相通，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彼此呼应”。其翻译的作品强调“神似”，即“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并要求文字“译文必须为纯粹的中文，无生硬拗口的毛病”。
《傅雷家书》成为家庭教育沟通典范
就像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作品《约翰·克里斯托夫》成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必读之书一样，傅雷与长子傅聪的书信结集而成的《傅雷家书》也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家庭教育沟通的一种典范。这不是普通的家书。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曾经把傅雷家书中的英法文通信翻译成中文的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当年曾经在傅雷身边亲聆教诲，她告诉早报记者，翻译是傅雷一生的最主要的工作。当时很少有人在社会上工作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书斋里，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翻译上。傅雷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上所耗费的精力最巨，他挑选了《人间喜剧》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意思的15本翻译了出来。其译作经过了半个世纪依然影响深远，名著一再重译都无法超越，“他在每一部翻译之前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求证法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某个小说主人公破产了他就会去研究法国当时的法律问题；《幻灭》讲的是当时新闻界小报之间的内幕，他就会去研究当时的报纸；为了了解《高老头》的福盖公寓，他就在法国到处去研究。明白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翻译出来是有感觉的，把精神气都能翻译出来。”
“疾风迅雨楼” 夫妻双双自杀身亡
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同年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搭机出逃英国。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终年58岁，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他们以如此刚烈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令人心碎。
傅敏说：“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
傅雷夫妇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傅雷夫妇的自杀，在那个年月被称为“自绝于人民”，不能收留骨灰。当时长子傅聪在国外，次子傅敏被送去劳改，保姆周菊娣领骨灰遭到拒绝。突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无论如何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她的诚恳打动了工作人员，但是，27岁的她还没有工作，无钱买骨灰盒。她想方设法找到了傅雷的内人兄弟朱人秀，在他的帮助下买了骨灰盒，装进一个大塑料袋里，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傅雷的字——傅怒安。
弱女子挺身而出 47年后骨灰终入土
这位傅雷的“干女儿”江小燕，其实与傅家素无瓜葛，但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带回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她听罢，心潮久久无法平静。后她又听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她勇敢地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
她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读书，门门成绩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然而在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尾声中，学校里“右派分子”还“不够数”，便把一位女教师打成“右派分子”。可女教师的“右派言论”仍“不够数”，便一定要与女教师关系密切的她“揭发”。由于她不愿从命，结果在毕业鉴定中被写上“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这八个大字断送了她的前程。于是，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
她出于义愤，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信末，她没有署名。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公安局经过反复调查，确定她背后无人“指使”，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阴影之中生活了12年之久！
1972年，她已经33岁。那“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三十有九……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47年来，傅雷夫妇的骨灰几经辗转，最后安放于上海革命烈士公墓。47年里，傅雷家属曾经动议把夫妇俩的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但是傅雷夫妇已经不仅仅是家人心中的父母双亲，他们更属于中国，因此，纪念瞻仰的方式似乎更应符合中国传统。于是，创办南汇博物馆的王叔华同时发起组建了上海傅雷文化研究中心，并将保护修缮傅雷故居和傅雷夫妇灵骨入土为安作为研究中心的重要课题。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傅雷诞辰105周年、朱梅馥诞辰100周年的今年把心愿落到了实处。傅雷夫妇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