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之前传出消息，将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改为聘用制，恢复这些院系负责人的学术责任人身份，进一步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
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从2014年10月开始实施的综合改革方案，在推进两年后终于有了一大突破。北大校长林建华今天公开表示——
院系的管理者大部分是教师，很多人并非为了个人职级的发展，而是出于对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热爱和责任心，承担了院系的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说，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是一回事儿，我们要把制度建好，队伍环境建设好，一所高校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自然就会提升，一流大学也就形成了。”
谈及此次北大即将启动的去行政化改革，不少高校的校长和学者认为，这一改革将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将助于释放高校科研人员的学术活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但是，由于此项改革触及高校人事改革最敏感的区域，且高校去行政化并非新事，这一轮改革能否找到有力的抓手和突破点，能得到来自包括政府、社会等外界多大的支持，仍充满悬念。
北大的“去行政化改革”为破解双一流体制“痼疾”探路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按照国家部署，北大去年起开始制定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从教育体系、人事体系、治理体系、学术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5个方面进行。
学校行政人员的人事改革还未开始，目前北大聘任制还主要是在教师队伍和学术机构的管理层推行。
对于院系层面，北大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包括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系主任和副系主任，其职务会跟行政级别脱开。相关文件正在制定中。
在国内高教界人士看来，作为国内高校的排头兵，北大此举再次表明，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一度被认为“雷声大、雨点小”“十分敏感、推进阻力大”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正在向深水区推进。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教授介绍，北大和清华是国家“两校一市”教育综合改革的两大排头兵。对清北来说，这一轮综合改革的一大任务，就是找出抑制高校创新发展的瓶颈问题，并在梳理问题的基础上拿出解决方案。
比如，在体制机制管理层面以及教学科研层面，哪些问题抑制了大学的学术创新活力，大学想改但又改不了，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权？显然，北大此次以“去行政化”推进人事管理改革，正是在学校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启动的。
由于在“两校一市”综合改革后，国家层面的“双一流”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对北大来说，朝着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进军，改革迫在眉睫，一些体制机制的痼疾，不改也不行了。
目前，高教界人士议论颇多、抱怨声集中的一点是，不少二级学院的院长一般都由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和丰富管理经验的知名学者来担任。他们由于有了行政级别，根据目前干部管理的相关规定，其参加学术活动的范围，包括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等都受到了影响。
有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呼声最初就来自于一批高校商学院的院长们。因为高校商学院在国内外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院系，如果按照干部管理原则，不仅商学院院长们的收入不符合干部管理规定，而且商学院的很多活动都很难开展。
有知情人士透露，去年，北京某知名商科院校就上演过十来名院长集体辞职的事件，而辞职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少院长在校外担任企业的独董，按照干部管理规定，这是违规的。所以，一批高校独董纷纷离职。
根据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进行清理规范的通知》，各直属高校在前期上报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情况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印发的通知》的要求和规定，要对违规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进行逐一清理和规范，取酬要全部清退和上缴。
而在上海，同济大学副校长葛均波请辞，据传也是因为其行政级别影响到专业发展的缘故。在好大夫和好校长两个身份中，葛均波选择了前者。
“过去是用行政的方式来要求的，有一套管理处级干部的规矩。”林建华说。而根据北大最新的改革设想，在取消院系领导的行政级别以后，将会采用聘用方式上岗，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聘任方式。
高校去行政化曾经遭遇重重阻力
在北大，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与其说是“新闻”，不如说是“旧事重提”。
事实上，在2010年前后，国内不少高校的校长和学者们就多次提出，高校要去行政化，并且要取消校长以及二级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们行政级别。
有高校人士记得，在这一轮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浪潮中，朱清时等一批知名校长都是旗手，而同一时期，天津大学等一批重点院校在向全球招聘院长时，都提出过淡化行政级别的想法，媒体上也曾铺天盖地地讨论过高校去行政化的路径。
但是，2010年前后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在此后遇到不小的阻力，并没有得以成功推广。
按照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满生的看法，大学在推出去行政化改革举措时，往往希望能淡化或取消二级学院院长的行政级别，建立扁平、高效的治理体系。
有的高校甚至希望能够移植美国高校的人事管理制度。但是，照搬美国模式，即对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员和对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员实行“两条线”管理，从目前看来，在本土高校还行不通。
所以，在新一轮的高校综合改革中，北大清华等高校如何在前期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事改革，比如，淡化行政级别究竟淡化到哪一级，原有的院长、处长因其行政级别而在退休后的“终身待遇”，在去行政化后会怎样，相关管理办法如何衔接，这些都是改革的看点和难点所在。
“总的来说，2010年前后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还是为这一轮以北大带头、率先启动的人事改革奠定了一些基础。”在周光礼看来，虽然高校人事改革一直非常敏感，改革阻力大，但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本来存在的阻力，如今有缩小的趋势。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他说，长期以来，高校“去行政化”一直比较艰难，因为院长、处长的岗位附带着很多资源。但是，后来随着干部管理规定的进一步严格，这一部分附着的“资源”，空间急剧减小。除了此前高校商学院院长上演离职潮，一些工科学院的院长由于在获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时受限，也提出辞呈。
一揽子政策为高校改革铺平道路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高校综合改革是一个稳步推进的过程，只有在一定条件积累的过程中，才可能有所突破。
此次北京大学提出将取消院系负责人的行政级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近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这一改革的条件相对于以往更加成熟了。
就在这两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和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
“国家打通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规定都为院系的去行政化提供了条件。也使得高校的改革势在必行。”某高校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该校材料学院院长的“过山车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
该院长所在的课题组有一成果授权企业转化，企业要求他本人必须持股参与企业的兼职。但是按照规定，这名院长是处级干部，不得兼职，更不能持股。问题是企业对此并不认同，他们担心教授不持股会影响成果的后续服务。
而一旦取消了行政级别，这位院长就可以合法地参与成果转化。
某高校的政策规划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校承担着科研创新的重要责任，逐步弱化其科研管理人员的行政化特点，才可能释放科研人员的活力。
这一头，高校开始放权，弱化院长的行政级别；那一头，国家开始“松绑”，允许教师合规兼职兼薪——因政策组合拳而产生的红利，会吸引一部分知名学者回归院长岗位，继而进一步释放科研活力和学术创新力。
记者获悉，目前，沪上就有高校在引进商学院院长时，将不设行政级别、按照学术体系进行管理，写入了新的院长招聘条件中。
但是，正如一位知名学者所言，“很多大学的事情，大学自己是做不了主的。”目前的改革还刚刚只是开始。
有学者提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2016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和今后高校的去编制管理同样是衔接的。
应该看到，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不仅是院墙内的改革，还会涉及国家人事管理、干部管理的其他宏观制度层面，这就意味着，改革的推进仍然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校宣布取消行政级别或退出事业编制就可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