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清华博士生王垠在水木社区BLOG上发表了《清华梦的粉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明确要求退学。……昨天，教育部有关人士告诉早报记者，对于这一事件，他已在网上看到了。他的个人意见是，这只是个别现象。他说：“如果是你，如果是我，你我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吗？有谁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呢？”这位负责人认为，此事与教育制度无关，也不认为这和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陈丹青辞职有相同之处。（《东方早报》9月27日) 如教育部“有关人士”所认为的，笔者也觉得王垠从清华退学确实“只是个别现象”，因为也如“有关人士”所说的，“如果是你，如果是我，你我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吗？有谁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呢？”——一般人眼中的清华的博士意味着份量颇不轻的荣誉、地位与金钱——太多的光环笼罩着这一“文凭符号”，历来有着“状元崇拜”与“文凭崇拜”的国人确实不容易放弃这一纸通向未来美好前程的通行证。正因为如此，才显得王垠此举的可贵，同时，我想，他未必就是不“慎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关人士”认为王垠退学因为只是个别现象就与教育制度无关，恐怕是经不起逻辑的推敲的。有这样说是“掩耳盗铃”，不能不说是很有道理的——个别现象并不等于是与教育制度无关，王垠的退学恰恰是在于他对于现行教育制度与教育体制的不满；“有关人士”似乎要等到退学不再是“个别现象”了，才会放下架子，羞答答地承认此事与教育制度确实不无关系。从“有关人士”的话看来，他似乎觉得陈丹青辞职还是与教育制度有关的，但陈丹青辞职何尝不也“只是个别现象”？

照我看，王垠退学不但与陈丹青辞职有关，而且与崔永元炮轰央视有关——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利益集团，揭露了其中为各种光环所掩盖的溃烂之处，戳中了体制的软肋。

我的弟弟是南京大学物理系硕士，但他却拒绝了读直博，并最终改行学了经济学。在我弟弟眼中，即便在南大学物理，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他看来，大多数老师所做的，不过是“炒菜”的工作——将别人的成果拼在一起，放在自己的锅里搅一搅，加点作料，便当成了自己的“成果”（如王垠的文章里说的，制度决定人的行为，这难道不是现行学术评审体制引起的吗？）；由于他本科没有物理学背景，故不能出国留学深造，他觉得，在国内发展很难使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能获得不少实惠，却不如改学经济来得快，也免得玷污了他心目中神圣的物理学。 我自己对于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更是有深切的体验。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中学教育不得不围着“考试”这个暴君转；为了提高升学率，教师们也只好将压力转移到学生的身上，使用题海战术或“恶补”等不科学的教育方式，残酷剥夺了学生的生活乐趣与创造力。我很反感这种教育方式，与王垠一样，我也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反叛者。我很喜欢数学，有时甚至为了一个数学难题会想上一个月。初中时，我已开始自学大学数学，并能解偏微分方程。由于我当学习委员，我检查别人的作业，而我自己的作业却没人检查，这使我得以逃脱了应试教育的毒害。甚至，连数学课堂作业老师也允许我不做而去干自己的事，此无他，数学老师是想让我将全部精力放在奥赛上，为学校争光。虽然很少做题，上课也并不认真，我却毫不费力地考上了我们当地的重点中学。一直到高二，我总是保持着全校前十五名。然而，随着高考的即将来临，我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父母与老师为了让我能顺利地考上一所好大学，极力劝我暂时放下自己喜欢的数学，一心扑在考试上，先跳了“农门”再说。由于我那时觉得当天天坐在家里的一个数学家不爽，期望着能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于是，便听从了父母与老师的劝告，放下数学，却也没有把精力放到应付考试上去，因为我实在提不起这个兴趣来。加上，我受了叶永烈写的一本小书《人才成败纵横谈》的影响，以为自学一样能成才，而且能成大家。这时，我的兴趣已转到了文学上，天天捧着一本《唐诗三百首》读，乐此不疲。自然，我很快就尝到了自己的叛逆行为的恶果，高考的时候我只勉强上了一个专科线，而且，我的最强项数学竟然没及格。最后在父母的安排下，我读了一个医学

院。 在大学期间，由于我对自己的专业没有任何兴趣，所以，上课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将文学或哲学书放在课桌底下读，课后更加不可能在本专业花什么功夫。大学三年，我疯狂地读书，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借书卡上竟然有上百本书，此外，我自己买的书也读了一部分。虽然在专业上没花什么功夫，我却顺利地通过了学校的各项考试，甚至差点获得乙等奖学金，要不是我旷了四天课的话。原来，我们一般每学期十门课，考试时间有一个月，每两三天考一门，就这么两三天的时间，已经足够我拿一个不错的成绩了。我感到很荒谬，同时，却也有种莫名的快感，觉得这是对我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的讽刺。

毕业后，我分配到一个县级防疫站工作。原本以为自己胜任不了工作，没想到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不但与别人一样，完全可以胜任工作，而且往往能比别人干得更好。但由于自己不善于处理与领导的关系，虽然我已成了站里的业务骨干，仍然混得很不得意。我对工作没什么热情，只不过是当成谋生的手段，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我曾经想过考研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因为厌倦考试而一直迟迟没有着手去试一试。

零三年，我被迫去考研，进入了某大学文学院，研究元明清文学，这时，我已参加工作有十年了。我们学文科的，虽然导师并不催着你多发论文，但是，在毕业前，你必须发表两篇论文，否则毕不了业。我见到很多学弟学妹一般是这样写论文的：首先，从期刊网上将别人已发表过的有关论文搜索一点下来，读一读，然后进入写作状态，将几篇论文移花接木，偷天换日，拼成一篇“自己的文章”拿去发表。文章不管写得多臭，只要出钱，一般都是能发表的。我们常笑话说，这种论文大约只有两个人会读到，即编辑与你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腐败，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这种腐败你能说不是制度造成甚至鼓励的吗？

前不久，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洪堡学者茅广军跳楼自杀，主要原因是发表的文章数太少，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我相信，以茅广军的水平，要炮制出一些“炒菜”式的论文也并非难事，可他却太迂，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学术良心去干这事儿，同时，中科院对他的“放逐”却也不能不令他感到耻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茅广军就是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给逼死的。

可王垠选择了另一种反抗方式——以退学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说，“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我知道国外大部分研究也不是那么好，如果国外也找不到好的老师，我就找一个简单的工作，和我心爱的人一起生活。有人说这是浪费人才？在清华混沌的过日子才是浪费呢！当一个侍者至少也让我感到对社会有贡献，看着顾客满意，我会露出笑容。可是做一个博士却没有。我感觉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何等地沉痛！何等地无奈！而“有关人士”却表示此事与教育制度无关；试问，“有关人士”说这种话的时候，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留在这个圈子里就是屈服，我不出声，大家都不出声，这个世界就会继续这样郁闷的运转下去。我今天要对这个系统大声地说一声‘不！’”

是否会有更多的觉醒者能站出来，对这种并非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是强加上我们身上，维护着某些把持教育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非人性的教育制度说‘不！’，以促进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教育崛起的希望也就在他们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