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2007年10月31日，在自己七十华诞的庆典上，中国人民大学对外宣布：人民大学校董会成立。

■在高校间校董会拼抢资源的硝烟中，有些知名人士甚至成为了多个学校的校董。比如，刚刚成为人民大学校董的曾宪梓，此前一直都是暨南大学的校董。

■成立于2000年8月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也在酝酿着自己的第三届换届工作。

据该研究会透露，目前，全国高校里已经相继成立了近80余家校董会。

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会“阵容华贵”

校董会的一个很现实的重要功能就是为学校的建设筹资。

通过人民大学官方提供的名单，人民大学校董会名单堪称“华贵”。在包含了41名友的校董会80人大名单中，有15人来自政界，20人来自学界和其他社会各界，其余45人均来自工商、金融界。其中包括：曾宪梓、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北京汉青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汉青等。

在10月31日的成立大会上，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成立董事会是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加快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并回顾了历史，“人民大学从其前身的陕北公学，以及华北联合大学组成部分的鲁迅艺术学院，均设有董事会。鲁迅艺术学院董事委员会成员中，既包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党中央负责人，也包括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许广平等社会名人和学者。其中，陕北公学董事会于1937年8月成立，中共中央委派李富春具体负责经费筹措工作。”

而对于董事会成立的意义，纪宝成校长提了三点——“有利于广纳各界精英智慧，丰富办学理念；有利于加强学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合作；有利于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最后一点，人民大学一位具体负责人士解释，通俗地说，校董会的一个很现实的重要功能就是为学校的建设筹资。

据了解，就在此前的2005年，由首届校董会董事赵汉青出任董事长的北京汉青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就曾出资1亿元，在中国人民大学捐建成立了一份“汉青国际教育创新基金”，用于实施“人民大学经济与金融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创新计划”。

随着校庆活动锣鼓的停息，校董会的工作也将提到日程。记者从人民大学校方了解到，目前，人民大学的校董会筹备办公室已经成立。之前，一直在校办工作的杨洁和另外一位老师，也将从暂时借调成为校董会筹备办公室的专职工作人员。杨洁透露，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将校董会的章程、董事联络表等文件予以归档。“比起校庆期间的接待工作，现在和以后的工作可能还要更繁忙。”

当时校董会的实质就是“部长领着校长和一群总经理办学校”。

对外经贸大学首家设校董会的公办高校

对外经贸大学校友总会的副秘书长丁激中老师称，成立于1989年1月的对外经贸大学校董会，比人民大学的早了将近20年，当时在成员规格上丝毫不差于今天的人民大学，“只是宣传上学校低调了些。”

据了解，该校首届校董会成员中有：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以及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等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知名的企业家。丁激中表示，当时，国内公办高校中尚没有学校成立校董会，对外经贸大学也刚刚从外经贸部划归教育部，出于整合原有系统内的资源，为学校发展解决资金困难的考虑，在教育部与外经贸部共同协调下，外经贸部下属的化工、粮油等国字号的外贸公司成为了对外经贸大学的董事单位。丁激中形容，当时校董会的实质就是“部长领着校长和一群总经理办学校”。“这些董事单位在集资和征地等方面，对学校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丁激中说，“在集资方面，董事单位少的出资一两百万，多的出资几千万。”

现任对外经贸大学校董会副主席的孙维炎，时任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是该校1989年成立校董会的主要决策者。据孙维炎回忆，对外经贸大学能够成为国内公办大学建立校董会的第一家，是有历史积淀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对外经贸大学已经在开展对外交流，在同海外的接触中，对国外大学的校董会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据他介绍，1993年时，李岚清同志还专门参加了学校校董会的扩大会议，听取校董会的发展问题。

孙维炎说，在当时，学校还发展了一批美国、德国的大企业。甚至到现在，能够在海外广泛发展校董会成员的学校并不多。“德国经济技术合作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常务副部长）还曾经是学校的校董，现在学校西门附近的华德公寓就是当时他们捐建的项目。”

丁激中表示，比起当时学校建立校董会时，现在的条件已经变了。校董会也已经在面向社会，逐步吸收一些民营企业参加进来。

    华北电力大学 7大国企组成校董会

“由于校董会的建立，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科研创新，也促进了学生的就业。”

与对外经贸大学成立校董会的背景极为相似，华北电力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也曾经面临同样的境遇。

2003年4月，华北电力大学成立了校董会。在此之前，也面临着全国电力行业分家，学校划归教育部后的资金短缺问题。据了解，当时也是有教育部牵头，电力体制改革后的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华能、大唐、华电、国电、电力投资公司等7家电力企业共同成为了华北电力大学的7家董事单位。该校董事会联席办公室主任褚景春称，由于是7家国有大企业集团共同作为大学的董事会成员，也因此被外界称做第一家“公办”校董会。

褚景春说，由于电力系统董事会参与电力高校管理这层关系，学校的科研可以直接满足社会需求，这样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科研创新，也促进了学生的就业。正是由于校董会的建立，使学校成为产、学、研一体的平台。“同其他学校成立校董会就是为了单纯筹钱的目的不同，打个比喻来说，我们的努力是在不仅要养一条鱼，而是要把鱼作成一顿鱼宴。”

据褚景春介绍，华北电力大学的校董会比较其他学校而言，在结构组织上也相当完善，除了有及其细致的章程之外，理事会成员每3年一届，目前已经是第二届了。

    武汉理工大学 一个学校有仨董事会

“三校合并伊始，学校领导首先拜访了三校原来的3个主管部门。”

武汉理工大学校董会的建设也同样留下了行业高校改制过程的烙印。虽然同样是为了拓展原有行业内的资源来为学校“造血”，武汉理工大学却有着三个不同行业的校董分会。

2000年5月，原武汉工业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三校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理工大学，被划归教育部管理。而原来三所大学曾分别隶属国家建材局、交通部和机械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具有鲜明的行业背景。为了不至于丧失过去历史上血脉关系形成的各自学校的校董会资源，武汉理工大学决定：原三校的董事会改制为武汉理工大学建材建工行业董事会(包括65家建材行业大型骨干企业)、武汉理工大学交通行业董事会(包括50家交通行业大型骨干企业)和武汉理工大学汽车行业董事会(包括66家汽车行业大型骨干企业)三家行业分会。该校的党委书记王威孚告诉记者，“三校合并伊始，学校领导首先拜访了三校原来的3个主管部门，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保持了原三个主管部门(包括湖北省和武汉市)对学校的共建。”

“在整个校董会的建设过程中，重要的是抛弃了过去行业办学弊端的同时，不丢掉来之不易的三大行业背景。”王威孚称，武汉理工大学校董会建设的特有模式，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前来视察后也表示很欣赏。据记者了解，也正因为武汉理工大学这几年在校董会建设方面较有起色，这一届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的秘书处就设在了该校。

  东北大学历史渊源是优势

“校长不再到处跑钱，校董会筹资也名正言顺了。”

历史上，张学良曾经亲自担任过旧中国东北大学的校长，东北大学最早的校董会也是由张学良倡导，于1931年成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大调整，东北大学转变成为我国冶金学科的重镇——东北工学院，直至1993年恢复校名之后才逐渐恢复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

宝钢首钢成校董成员

正是由于有着历史渊源和行业资源两种背景出身，1996年6月，东北大学恢复成立校董会以后，张学良、吕正操、吴大猷、杨振宁等社会知名人士成为了东北大学首任的校董会领导成员；而与此同时，宝钢、首钢等国内冶金行业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也都成为了校董会的组成部分。

两种社会资源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

东北大学校董总会主任魏向前坦言，东北大学在校董会方面“确实尝到了不少甜头。”相比有历史渊源、社会影响力的校董会成员的背景，行业内的校董会成员，给学校到来的资助是更直接、立竿见影的。在冶金行业内，首钢的董事长、总经济师都是东大出身，宝钢中层领导的70%都来自东大。“正是因为有了这层血脉关系，校长不再像以前一样到处跑钱，现在校董会筹资也名正言顺了。”

高校科研力量可利用

“这种关系也是相互的，而不是学校一味要董事们输血。有了校董会这个平台，对企业的科技创新尤其重要。”魏向前举了个例子，“目前的莱芜钢铁公司有年利润100个亿，产千万吨钢铁。山东省要求它用于科技创新的利润必须要在3%。粗略估计就有30个亿。而这些仅仅企业自身是无法完成的。”他表示，高校在科研上基础理论、原始创新方面的优势完全可以为企业所用。

同时，魏向前也指出，校董会成立以后，随着时间推移，紧密的沟通、联系也是一门学问。东北大学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年会，由校长向董事们做工作报告；平时还定期向董事发一些简报，汇报学校的情况。据他透露，此前，作为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南京钢铁厂去本溪钢铁厂参观学校，东大校方还力所能及地负责了南京钢铁厂的转车、接待。“有时候，这些小事就让董事们感觉与学校很亲近。”

如果算上校友会等机构，国内有校董会的高校可达上百家。

    校董会研究分会 80多家高校“结盟”

作为中国高校校董会发展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成立于2000年8月，属于教育部下属的中国高教学会的二级研究机构。研究会的理事长是中国高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教学会原副秘书长王革兼任。

校董会研究成新课题

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的副秘书长、东北大学校董总会主任魏向前告诉记者，当时，发起者共有武汉理工大学、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8家比较早建立了校董会的高校。正是抱着对校董会这个新鲜事物研究的心态，使大家很自然地就聚到了一起。“在以后的各次年会、理事长会议上，校董单位的各个分管领导、校董会研究人员对校董会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经验交流。”

据了解，正是在学会的推动下，全国高校以及其他研究机构，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在做校董会方面的研究，校董会研究这一新课题，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的“显学”。

目前，校董会研究分会正在酝酿着自己的第三届换届工作。据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理事长王革透露，截至第二届换届选举时，全国已有80多家高校的校董会成为了研究会的会员单位。如果算上国内高校中校友会、基金会、理事会等行校董会之实的这些机构，国内有校董会的高校可达上百家之多。

王革表示，由于国家逐步加大了对高校的投资，近几年，各个高校校董会的建设相比以前有所缓慢。但是，对于校董会的研究却是在逐步深入，并受到广泛的重视。他透露，就在今年10月，由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学会组织的国内考察团到美国进行了为期近20天的高校校董会考察。去年在上海，由中美双方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第二届中外校长论坛，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校董会的建设。

“上到教育部，下到各个学校的校董会负责领导，都已经认识到了校董会在学校发展中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认识到了与国外校董会发展上的差距。”王革举了个例子，“美国的一个大学里，甚至有200人就是专职来负责校董会工作的，反观我们国内，很多校董会都是虚设部门，挂靠在科研处、校办等机构。”

立法滞后限制校董会发展

他也指出，目前，各个高校的领导一般很年轻，也是各个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不仅对校董会的意义认识不够，本身的业务工作都忙不过来，更何谈校董会建设了，在某种程度上，校董会的发展和起作用，需要学校的领导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王革称，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滞后，也限制了校董会的巨大能量所能推动的中国高校改革、发展。“在国外，如果向学校进行公益捐款是可以免税的，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只有向民政部、教育部指定的领域范围内捐赠才可以获得免税，这一点，已经影响了高等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

“还有一点不足就是，我国高校的校董会并没有很好地走出国门，向海外‘化缘’。”王革很乐观地分析，“我们每年有近7000名留学生出国，这些人成了气候之后，他们的那些母校都可以通过校董会来网罗自己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