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现代大学制度“远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 客观地说，中国的大学还没有为进行现代大学制度系统做好相应的准备，我们离理想之中的现代大学制度 还很遥远。

从决策机制方面看，中国大学基本上是政府行政系统的对应延伸机构，政府同时扮演着大学所有者、举办者与管理者三权于一身。与此相应，大学内部管理也基本上是上令下行的行政指挥和协调方式。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思想性障碍和体制性障碍，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大学的学术权力和学术事务。

从组织机构方面看，中国的大学对应于政府决策和指挥系统设置了全世界最为齐备和宠大的组织机构。行政化的机构运作观念和习惯也从多方面制约着作为副业单位、享受全额拨款的国有大学，学校组织机构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等仍然深受外部力量的控制和影响。

从资源配置机制方面看，现在的管理制度即不利于社会性、学术性资源的整合共享，也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和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在大学教师的职业流动性上，人才属于代表行政部门的单位私有，自己基本上无权决定自己的选择和命运；在职称评聘上，主要不是由于专家或学术机构对教师进行学术评价，而是行政部门说了算；在管理职位聘任上，实行的是行政干部任用体制，讲究的是资历而不是才能，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没有招生权，而培养权也受到诸多限制。

从管理机制方面看，由于所有者、管理者和办学者之间界限模糊、职能不清，因而使得高度行政化的管理常常在鼓励在学自主创新和开展创新教育的旗号下，抑制着真正的创新活动。

从教育行为引导机制上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使传统教学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改变。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改变了传统的师生关系，苏格拉底和孔子时代的问答式、讨论式的教学，早就大班集体授课和陌生化的师生关系所取代，另一方面，我们的大学大多还沿袭着百年前的传统教育方式，普遍缺乏对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手段的有效运用。然而，我们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现代技术和手段尚未用好，但受现代社会技术化的影响却不小，在我们的大学里，与此相关的问题已随之出现，学术理想和人文精神逐渐被工具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按统一规格成批量培养标准“人才”的大学越来越像是“教育车间”、“文凭工厂”，低层次或无意义的科研成果的大量生产，反衬出原创性学术精神和学术成果的匮乏。从评价机制方面看，一是缺乏非政府主导的第三方评价力量，高教中介评价机构尚未应运而生，社会评价组织和运行机制极不健全；二是评价体系、指标还不完善，更缺乏稳定性和针对性，因而使得学校疲于应付，造成围绕着政府的指标体系办学的状况；三是缺乏高等教育的国际质量认证制度。如何处理全球高等教育的共性要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要求之间的关系，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又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这是我们值得认真探索和实践的问题。大学应该是一个按照自身办学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缺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根基，现代大学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人们在感慨西南联大繁荣学术气象的同时，是否意识到西南联大的办学正是检验和实践了现代大学最为重要的“四A”原则。首先，是“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就是指大学对自己的内部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有最终决定权；其次，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包括教授有权自由探索知识，自主执教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以个人名义发表论著和演说的权力等；第三，是“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即在校外公众的争论中，教授、学者有权保持中立；第四，是“学术责任”（Accountability），即大学及其教职员工都要真正做到向纳税人和公众负责，高质量、高水平地履行高等教育的特殊职能，有效地使用社会提供的资源，依法运作。为了切实履行学术责任，我们的大学在眼下必须抓紧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尽快建设一支多学科，呈梯队型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采取有效措施激励教职员工一心向学，扭转部分教师“平居不读书，相见不言学”的局面；反对和杜绝做伪课题、假学问，甚至抄袭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不正常现象和无耻行为。二是严格要求教师立身严正、呈现良知，向学生传授真学问、大学问。 这四条原则充分体现了现代大学制度的理念，其核心是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个性，充分发挥大学组织内所有人员的最大潜力及创造力。

总之，一个缺少独立性和自我价值判断的大学不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一个不能适应社会进步、面向社会自主发展的大学也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自主的大学，就不可能自立，而不能自立的大学，亦不可能自强，最终也不可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负起它特有的责任，更谈不上在竞争日趋激烈、发展日益迅速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比肩于群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