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到2日，1185名上海高三学生在万众瞩目中走进复旦大学光华楼，完成了2006年复旦大学自主选拔录取面试。经由170人组成的庞大专家团分组综合评定，最终将有300名学生被预录取。此次复旦和上海交大两高校自主选拔录取的最大突破，就是以面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而高考成绩只作参考。

    由原来的“一考定终身”，变为现在的“资格考试＋面试＋统考”，复旦和上海交大在招生方式上的破冰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面对这一“进一步扩大了学校自主招生权利”的高校自主招生新尝试，公众却表现出明显的担忧。《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59．2％的人对此举并不赞同。该调查还表明，面对高考制度，公众现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人们对目前高校没有招生自主权、“一考定终身”的高考表达了不满和指责；而另一方面，公众又对增强高校自主权的改革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更为重要的是自主招生没有完善的保障公平的制度。

对此，有人认为在当下的制度环境中，高校本身在大环境中就是不自主的，复旦可以在“小环境”上把面试录取设计得非常严密，可许多方面的不自主会“逼”着他们向“大环境”屈服。比如，乌纱帽掌握在上级手上的校长能拒绝一个上级关照的名额吗？另一种“大环境”是当下的整体制度环境和道德水准低下。因此，现行高考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在既有的“大环境”下，通过它实现的公平却是相对最可控的公平；面试录取虽然在想象中更公平，但“大环境”使其带有太多不可控的东西。有人认为这样的招生改革名额应该在既定的各省配额中分配，不应该从自主招生名额中取得，否则会进一步加剧名额向高校所在地倾斜的不公平。还有人建议借鉴法院判决中的陪审团制，增加由中学任课教师、学生家长和同学组成的“陪试团”，以防止考试中的不公正现象。

上述担忧，都不是杞人忧天；相关建议，也都属有的放矢。我认为，不管将来的教育改革如何进行，有三个方面的公平必须同时兼顾，或者严格地说，以下三个方面的公平必须层层推进：

第一层次的公平是区域公平。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宣布2006年该校按各省人口比例分配招生名额，就是这个公平的体现。

第二层次的公平才是各省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层次的公平是复旦和上海交大眼前的“不拘一格育人才”。

这三个层次的公平是层层推进的：第一层次的公平是底线公平；第二层次的公平是基本公平；第三层次的公平是理想层面的公平。第三层次的公平如果缺乏第一、第二层次的公平做保障和制约，也会成为镜花水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尤其是在当前高校人财物都不能自主、教育垄断没有被根本打破、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可以借名校光环吃老本、“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大环境下，强调自主招生的制约条件非常关键。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任何权力都不例外。这方面，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前车之鉴。在“政治挂帅”下，推荐成为主流，“工农兵大学生”实际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子女或者关系户的特权。

我认为，在第一、第二层次的公平得到保证的基础上，复旦、上海交大的实验可大步推进。也就是说，三方面的改革必须同时推进，否则，类似的“自主招生实验”无法单兵突破，反而可能走进理想境界的反面。而当前中国，大学招生最缺乏的就是第一层面的公平。

但恰恰是对这个最基础的公平公正，现实中无论从实践还是认识上都还有待突破。比如对中国政法大学这种破冰之旅，北京大学参与了近20年招生工作的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徐显明完全不懂教育，那样会毁掉中国高等教育。”他说，这会造成当年(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在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一味考虑按地域人口来平分招生指标，结果就会违背高等教育选拔优秀人才的初衷。假如全国高校都这样做，不顾各省教育水平的不同，遍撒胡椒面，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大滑坡。徐显明的这种炒作是没有意义的，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种炒作。”（《中国新闻周刊》3月24日）

对大学招生的基础公平，居然有如此尖锐对立的认知，令我想起不久前促成丰田公司在中国西部大学设立2000万元人民币助学金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青木昌彦长年任教于美国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学府，是比较制度理论大家。一开始，东部那些著名高校的贫困学生是企业考虑的对象，青木昌彦教授却反对，他说：“我们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他特别强调，从观察和理论上讲，潜在人才的分布是平衡的，不管出自穷人、富人还是知识分子家庭，人的资质总体相差不大，不同的是家庭和社会为其提供的机会。

我觉得青木昌彦教授的说法更接近真实，大学对于人才的功能有两个：一是提供进入主流社会的通行证，二是提供人脉关系。只要获得这个通行证，学子们日后的成就跟高考成绩甚至大学成绩及表现都不是正相关。

因此，大学自主招生各省名额分配要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在此基础上，既要考虑学子面试时的“独家秘笈”，也要兼顾统考成绩和初高中时代平时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