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所能给予人类的教育，不仅在于技术上为人类提供应对灾难的应急措施和应变能力，增加生存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用一种不常见的方式让我们领悟生命的沉重，同时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暗示我们要善待生命。为灾难所开启的对生命的敬畏、爱与责任，奠定了当下教育精神生长的厚重基石。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当灾难以迅疾之势进入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空间，迅速成为激励民众、唤醒民心、凝聚民族的精神性事件，亿万中国人迅速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以此来扶助灾民，共同对抗灾难。与此同时，灾难本身成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场域，无数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对生命的关怀胜过一切，由此而生的爱与责任，构成了教育精神长的起点。
面向生命共同体——现代教育的生命情怀
现代文明在不断地提高个人自主自立能力的同时，也在逐渐地导向人的孤立。如果现代教育以培养个体对当下生活的适应为基本目标，不再以个体整全人格的发育为根本目标，将意味着现代教育本身成为滋润狭隘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温床。
当灾难出现，大自然肆虐地施展毁灭的力量，个人主体性的自大与盲目暴露无遗。那从废墟中伸出的无力的手臂，那一个个令人心颤的伤亡数字，那充满哀怨的呼救，让我们明白，生命原来如此脆弱。但与此同时，包裹在我们身上的各种伪装都在这一刻被撕扯，人性之光绽放出来，灾难因此而成为自然给我们上的最生动也是最严重的一课。生命本有的感受力充分展现，我们回到生命的原点，以超越格式化的生命本真去感受世界和他人。
此时此刻，灾难像一道闪电，急速地进入我们尚待启明的灵魂，我们的心灵世界得以敞开。原来我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体，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整体，我们活在生命共同体之中，每个人的离开都是自我生命一部分的逝去。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Donne）所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这大陆就少了这样一个土块，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这样。任何人的死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如果我们在个人一己情怀的利欲世界中摸爬滚打，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如果教育越来越多地成为纯然实现个人世俗生活成功的终南捷径，教育的生命情怀将丧失殆尽。灾难让我们从个人自我满足的圈隅之中惊醒，我们开始瞩目生命的可贵，不只是个人的，还有他人的；不只是亲人的，还有陌生同胞的。这一刻，我们真实地明白，生命高于一切。这一刻，我们开始明白，人活着，其实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个人之上的生命共同体。敞开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无条件地尊重生命，这是人类文明的准则；个体向生命共同体的敞开，向他者而生，这是生命的境界。现代教育的生命情怀，由此而不证自明。
以爱对抗人间苦难——现代教育得以可能的根基
我们常说苦难是人生的导师，但我们未必能明白其中的义理。这一刻，无疑让我们体会得淋漓尽致。苦难的意义正在于生与死的严峻性突入日常生活，从而构成对日常生活习惯近乎残忍的颠覆，并由此带来个体对自我人生样态的根本性反思与根基重塑。我们通常强调，通过挫折教育来磨炼人的意志，砥砺人的心志。但磨炼意志、砥砺心志只是治标之举，并未触及人深层次的灵魂和生命样态。一个人何以有坚强的意志，何以能百折不挠地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一定有其根源性的力量。这种根源性的力量，直接面对着人为什么而活、为谁而活这些构成个体人生最根本的、起始性的存在问题。作为生命存在源动力的，乃是作为生命本体依据的爱，是从自我生命出发的对他者生命的抵达与成全，对一切生命世界的同情与向往。唯有在爱中，我们才得以超越小我的、物化的存在，进入彼此相关的生命共同体，我们在心灵性、精神性存在的层面达至生命的共生与共存，向他者而生成为可能。
地震所造成的死难和家破人亡，属于人世间最大的挫折。在这样的挫折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生命能在废墟中无水无食坚持100多个小时？是因为爱。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平凡人的感人事迹？为什么那些母亲要舍命保护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多教师要用生命去呵护自己的学生？同样也是因为爱。凭着爱，数十万的军人、警察、医生、工人，用鲜血和汗水筑起抵抗灾难的长城；因为爱，无数人发自肺腑地伸出援助之手，献血、捐钱，甚至连乞丐都把自己好不容易讨来的零钱捐献出来。在这里，灾难极大地激活我们生命中潜藏的爱意。当灾难把生命原有的一切俗世的支撑化为虚无，爱成为支撑我们彼此生命虚空的最坚实的力量。
我一直在思考，教育得以可能的根本性基础是什么。想来想去，只能是一个字——“爱”。爱意味着对他者生命无条件的承认。但在以利益诉求为基础的凡常人生之中，这种爱被功用与交往的法则替代，物质的联系遮蔽了彼此之间生命与心灵的联系。平庸的教育生活同样是日常生活的延伸，每个人被训以适应当下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与规则，生存竞争的压力过早地进入教育情景，这样的教育不再以激励人与人之间内在的生命联系为根本目的，爱弱化为彼此之间利益的交换，或者是彼此之间不平等的、居高临下的关心。这样的教育并没有敞开爱的精神，并没有由此而引导个体活在爱中。
地震以残忍的方式使亲历者和见证者，使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个体，从彼此之间功用化的联系中解放出来。因为爱心的敞开，我们突然发现，遥远的、在功用化世界中无关的他者，此时此刻，以生动的姿态进入我们的生命世界。那些死难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生与死不再是“他们的世界”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世界”的事情，是跟我们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命故事，他们的疼痛迅速转化为我们自己的疼痛。正如一首写给汶川死难的小孩的诗所写：“亲爱的小孩/汶川的小孩/睡吧/请永远睡在/我撕裂的心口上”（何立伟《我在写诗》，《潇湘晨报》，2008年5月20日）。灾难像一把利剑，迅速斩断我们生命之中的俗世缠绕，呈现我们自然人性与为悠远文化所浸润的心灵深处的爱意，我们的生命空间因此而充满亮色和暖意，爱也因此而成为当下我们感同身受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命品质。
在行动中担当公民的责任——现代教育的公共情怀
我们每个人都与他人一道生活在世界中，孤立的自我如何走向他人？只有当意义由不同的人共同分享时，我们才可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行动意味着我们以公民的姿态进入社会公共生活，敞开并践行我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关涉。积极敞开自我，面向他者，走向他者，承负我们对于他者与社会的责任，这正是公民之内在意蕴。如此，我们方能拥有公共的福祉。把爱变成现实的行动，把个人的福祉与公共福祉联结在一起，这正是公民教育的根本旨趣。
教育一方面倚赖个体的天性，另一方面又对此加以引导、节制，弥补天性的不足。公民教育的基本路径，就在于一方面呵护每个人的天性，保存那些善良的潜质，另一方面引出、激发这种潜质，使之茁壮成长。每个人生来就有爱和同情的天性，假如这些天性得不到教育的珍惜和爱护，首先要归因于家庭，其次归因于学校教育。过早地对儿童灌输由于他们情感和理性的限制所不能理解的各种道德教育的观念，往往适得其反。在生活中，人受之于事情的教育，比受之于知识的教育能取得更多的教益。公民教育与其说是要人在教学中收获公民的品质，养成公民的人格，不如说是要人在行动中培育公民的良知。对于一个本性单纯天真的人来说，善良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愉悦，这种善良首先由教育加以保护、引导，然后才有机会体现在日常的行动之中。公民教育首先要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为对他人处境的关注，对各种痛苦的体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各种责任的担当，这样最终才有可能由伦理走向政治，成为真正的公民。
无疑，此次大地震在不同的层面唤起我们对公民人格与公民教育的思考。当如此巨大的灾情以极其醒目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我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每个人与灾区群众，以至整个华人世界之间的相互依恋。灾难使我们的国民与公民身份豁然觉醒，个人与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清晰地显现出来。灾难前所未有地焕发出民族的凝聚力，其实质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每个人与民族国家难以割舍的真切关联，每个人对民族的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日常生活中容易被遮蔽的公民身份突显出来，我们获得了公民身份切实的自我认同。共同的灾难把我们在平常时日并不突出的国民身份充分地激发出来，也激发出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生命激情。正是因为彼此的联结，我们才发现，面对灾难，我们不再孤单乏力，因为我们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整体。
公民人格与公民教育的根本指向，不仅仅在于公民意识与公民身份的认同，更在于积极的实践，在于行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正是无数公民个人自觉的投入，这让我们救灾的行动变得有序而且高效。在灾难面前，许多人一改平时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公民的热情蓬勃而生，责任意识空前高涨，灾难本身成了最重要的公民教育课堂。不仅如此，当我们仔细审视灾难发生的诸多细节，就会发现，尽管自然灾害难以避免，我们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减少人为的伤害，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从必要的灾害提醒、灾害自救事项的预示、应对灾害的必要防护，到各种建筑设计与施工质量等，无一不直接影响着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的程度。这提示我们，真正的公民实践，其实应贯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应转化成我们对待个人职业责任的敬重与职业行为的兢兢业业。
由此，灾难所能给予人类的教育，不仅在于技术上为人类提供应对灾难的应急措施，提高面对此类事件的应变能力，减少伤害，增加生存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用一种不常见的方式让我们领悟生命的沉重，同时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暗示我们要善待生命。为灾难所开启的对生命的敬畏、爱与责任，奠定了当下教育精神生长的厚重基石。（北京师范大学“985”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