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大学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知识经济的崛起、全球化浪潮的涌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要求等等。这些新变化必将进一步增加高校工作的复杂性，也必将对高校工作者尤其是领导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大学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各种关系交织穿插。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项基本矛盾或者说关系，对于高校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关系
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三大重要职能，三者的关系可以大体表述为：培养专门人才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发展科学是大学的重要职能，社会服务是大学职能的延伸。
教学是大学原始、最基本的功能。教学是自上而下的一个信息传导过程，居于高端的教师，如果没有源头活水，只输出不输入，其已拥有的信息含量就有可能陈旧、老化、衰减，也就不可能培养出能够超过自己的学生。我们过去的思想理论课曾经受“左”的影响，不能与时俱进，生硬而脱离现实。如讲哲学，就是一个模式：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有三条规律，还有五对范畴，把它们移植到人类社会就是国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等。这些都是最重要的真理，但如果按程式化的表达就会失去鲜活的内容，使得这门课不能发挥好它应有的作用。我们党在理论建设上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创新，使得思想理论课有了源头活水，总能够紧密联系活生生的现实，讲出新内容，开阔新眼界。自然科学的教学内容更是日新月异。现在大学的教学内容不可能停留在牛顿、达尔文时代，现代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新知识不断涌现，目不暇接。要让学生接受这些新的知识，就要求教育者自己也能不断掌握新知识。试想，一个不能进行电脑操作的教师、领导，怎么来教授信息化课程、领导信息化工作呢？
大学发展科学的职能始于1810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确立的基本原则：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德国的大学由此便突破了传统大学的模式，科学研究逐步成为大学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看，高校在培养专门人才的过程中，必然要集中大量具有丰富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专家，设置科类齐全的专业、学科，购置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收藏丰富的文献资料，拓展广泛的信息来源渠道，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这就同时为开展科学研究、发展科学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回顾国内最近几十年重大科技成就，我们发现很多基础研究工作都是在高校完成的，高校已是我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离开或不重视科研的大学，只是低层次的大学，也不可能培养大批有创新意识的学生。南昌大学研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硅衬底蓝光二极管材料与器件”，从外延、晶片、器件，到引进国际风险投资基金，实现产业化，这是我校科技创新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社会服务的职能主要表现为高校在培育人才和发展科学的基础上，还通过各种形式为社会提供直接的服务。大学需要建立在雄厚的社会资源基础之上，因此高校必须回馈社会，为社会发展出力，否则，大学便失去了社会存在的意义。现代高校直接为社会服务是社会的客观需要。高校作为社会文化科学的中心，在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居于领先地位，能够也应该担负起对社会各方面工作的指导与咨询责任，帮助社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嫦娥一号”登月、江西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农村建设等各项重大建设中，南昌大学都抓住机遇、积极介入，既将自己的所长奉献给社会，也在重大工程项目中锻炼了人才。
二、管理者（行政人员）、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高校中的主体大体上分为三个群体：管理者（行政人员）、教师与学生。这三者关系的处理原则表述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管理者服务。
在高校，行政人员是教学与科研的辅助者，应有服务之心。管理者不只是简单的管理人员，还要尽可能掌握专业知识，避免外行领导内行错位的情况发生。近年来，高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似乎普遍处在格外忙碌的状态，但精简行政机构的呼声却从未停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幅度裁减行政工作人员，面临的问题是：这么多工作谁来做？！因此答案很清楚：如果要使精简机构的措施具有可行性，首先要精简的是“行政工作负担”。事实上，高等院校人员编制的绝对比例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国外大学的教职员工结构有很大的差异。日本、比利时、法国和芬兰等国家，教师的绝对比例较高，美国非教学人员比例却不低。国外高校经验告诉我们，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非教学人员的“工作指向”：这些工作是在促进和协助教学科研？与此无关？还是阻碍了教学与科研的发展？有的学院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有研究能力、水平，教学优秀的教师不断提出调走，说明人才成长环境出了问题，说明学院领导人不适合担任学科发展的领头人和组织者。
学生是教育的对象，也是学习的主体，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人才。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以教为主，教学相长。学生不仅可以从教师那里学到知识，还可以学到做人的本领，学到做事的方法。教师对学生人格精神的塑造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完善自己，丰富自己。学生提出的问题可以催促教师深入思考、学习，特别是一些超出教材的提问，对教师及时掌握新知识有重要促进作用。学生也会有一些教师所未了解的新信息或不具备的优秀品质，值得学习。经验证明，领着走比抱着走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把教师分为三类：一类只会教书；一类稍微高明一点，能注意教人；再一类是真正高明的教师，他能教人如何学。大学教师，特别是研究生导师，应当是后一类教师。
学生和教师也不能分开，学是学，教是教，除了课堂上的接触而没有课下的往来，它会造成教师对学生的冷漠感，造成学生对学校的失落感。我博客后台就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信息：大学四年，找老师很难，和老师交流的机会太少。学生与教师的联系主要在课堂，教师应该在课堂上更多地了解学生。其中授课时的方法与感情很重要，要多用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在互动的氛围中加深相互的了解。美国及台湾地区的大学有office hour（办公时间），主要是解决学生向教师请教问题，对教师有很大的约束力，三次举报，即行辞退。
教师要以人为本，平等对待学生，“有教无类”。学生要尊敬教师，认真学习，努力成才成人。教师要能够针对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实际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心理健康教育，组织教学，关心学生的生活和成长进步。教师对学生要用心观察，评价要评出特色，黑格尔的一位老师为黑写下一段评语：“健康状况不佳，中等身材，不善辞令，沉默寡言，天赋高，判断力健全，记忆力强，文字通顺，作风正派，有时不太用功，神学有成绩，虽然尝试讲道不无热情，但看来不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语言知识丰富，哲学上十分努力。”这段并不长的评语，总揽其人，体察入微，从表及里，有决有断，既有否定，又有方向，读后如见其人。据黑自己说，他神学院毕业后，所以未以牧师为业，而去搞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这个评语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教师，会有这样的评语吗？
三、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关系
世纪之交，我国高校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时期。目前,南昌大学完成了新校区建设的繁重任务，正处在从大规模建设到高效有序管理的转型期。学校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推进工作重心从外延发展转移到内涵建设上来，从以数量扩张转移到进一步提高质量上来，从以教学为主转移到教学与科研并重上来的“三个转移”，认真做好质量、特色、管理 “三篇文章”，不断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学校建设与管理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建设是基础，创造出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为高校管理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必要的技术条件，同时也对高校管理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由此促进高校管理的发展。另一方面，高校管理是关键，是巩固高校建设成果、营造良好校园环境、发挥高校功能的重要保障；高校管理搞得好，可以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多办事。相反，只抓建设不顾管理，就会浪费财富和资源，建设往往是事倍功半、效果不佳。
学校大规模建设有时不能兼顾必要的程序，必须快一点，否则会丧失机会。而管理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涉及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要求严格按照基本制度的程序走，有时宁可慢一点，也要好一点。建设新校区，是硬件的建设，更多地体现集中的管理，需要唯命是从；内涵建设是软件的建设，更多地体现民主的管理，需要唯从是命。
建设要靠大环境，靠政策支持，靠领导能力；管理更多地是靠自身，靠自觉性，靠领导水平。建设很难，管理更难。这就和“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道理一样。时间是一个无情的评判标杆，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建设者很可惜，经不起时间检验的管理者更可惜。
四、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的关系
学生并非仅仅是学习的主体，还是生活的主体；大学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场所，也是生活的场所。大学不仅仅要教会学生学习，同时要教会学生生活。引导学生“学会共同生活”，处理好学习与生活的关系非常重要。引导独生子女到“社会公民”的转变，在大学完成是一个重要阶段。因此要重视学生的社团工作、集体活动。
“学会共同生活”意味着要引导学生学会处理个人与客观世界、与他人世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不仅要让学生积累自然科学知识（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关于他人世界的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关于自我世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运用这些知识，在生活中实践这种知识，让自己的学习过程、学习结果直接作用于自己的生活。当学生感受到和体验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现实的效应时，他们才会发现自己所学知识的价值，就会产生对知识的直接兴趣，从而求知的过程也就变成了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生活相隔离的“苦役”。
要做到引导学生“学会共同生活”，学校首先要在课程设置上兼顾自然课程、社会课程与人文课程，不应有所偏颇；教师要依据不同课程采用与之相应的教学模式，例如自然科学的教学模式早期一般采用“教授”加演示或证明的模式，现今则倾向于采用“发现模式”与“合作学习模式”。与之相异，社会知识的教学则宜走出课堂教学的模式，采用“实践教学”的模式；相应地，实践教学的评价重点不在于教材知识，而是在于学生参与各种类型社会生活的态度和能力，采用这种评价方式的目的就在于将学生从事社会知识学习的重点从“知识”引导到“行动”，从“课堂”引导到“生活”上来，从而有利于他们在行动上而不仅仅是观念上成为一个“公民”。人文课程则宜采用“讨论课”的形式，这是当前在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特别是本科以后教育中广泛采用的一种课程类型，它以灵活多样的主题、开放的组织形式和自由交流的精神氛围为主要特征，深受学生欢迎。因为人文知识从陈述形式上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带有很强的个性与隐喻性，所以用讨论课的形式比较合适。我最近接触到了一个博士生，本科学电子、硕士学建筑的，考博士准备了一个月的时间，一本核心参考书背了3遍就考上了，但要他真正从事人文社科的研究，恐怕还要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课程与教学上的变革之外，高校的学工部门也应该积极地参与进来，多为学生的“发现”、“实践”与“讨论”创造条件。考核学生的办法也需要进行新的调整，考核一个人的能力可以有128项指标，而卷面考试充其量能考核出47项，还有81项在卷面之外。例如创造能力、进取心、毅力等等，在卷面上是难以考出来的，但对于考察一个人的能力来说却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
五、决策与监督的关系
无论是学校建设还是管理，都需要领导者做出高质量的决策，然而高质量决策不能切实的执行，结果只能是了胜于无。保障决策的执行就需要有严密的监督，可见如何处理决策与监督之间的关系也是高校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决策必须先民主后集中，首先是民主，其次才是集中，顺序不能颠倒。决策的民主可以保障做出的决定更具科学性，因为多个人的视野往往比一个人的视野更为开阔，分析问题更全面、透彻。决策的民主还可以保证做出的决定为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所接受，只要保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有相应的代言人参与决策，决策过程就会成为各方利益平等对话协商的过程，最终达成的结果往往就是大家都认为比较公正的结果。
决策必须既科学又公正，不能脱离实际想当然而太过超前，也不能墨守陈规怕担风险而落后于实践。决策的科学性与公正性有时又是矛盾的，表现为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对现代领导的能力与水平的高要求。决策涉及到一个点、两个点利益的时候，表现还不是很明显，当设计到一个利益面的时候，出现利益钢性反弹，力量就很大了。
决策的过程不能太急。慢决策，快执行，是常打胜仗的重要法则。“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权衡利弊、正确判断轻重是正确决策的关键。
监督包括对决策本身正确与否的监督，也包括对决策执行是否到位的过程的监督。离开监督的决策很难从制度上保证其合理合法性，也很难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特别是对那些长期进行的工作，需要在决策的入门口就设置好相应的监督关口，从而使好人不至于办坏事，坏人不至于办成坏事。
值得注意的是，监督决策的执行情况，往往不能仅仅从上面审视，即仅仅依靠上级机关的监督，而是要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审视，即依靠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例如，高校要监督各职能部门的决策执行情况，就不能仅仅依靠校级领导（巡视员、督导组等），而是要多听取教师和学生们的意见，依靠教师和学生进行监督；同时完善干部政绩考评和选拔机制，让群众的监督意见直接关系到干部们的政绩与晋升，这样监督才会产生实效，决策也才能落到实处。
决策与监督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但又是密不可分、有机联系的。决策为监督提供工作对象，监督为决策提供工作保证。对于决策者来说，更强调其能力与水平；对监督者来说，更强调其公平、公正、公信。
六、外部投入与内部节约的关系
从产业结构的划分上说，教育应该属于第三产业。既然作为产业就不可能回避就业人数、投资额度、产出效益、人均GDP等统计学上的数据。但是，教育这个产业不能“化”，因为它与其他市场性产业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的社会公益性质。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都离不开公共财政的大力扶持，如日本，早在100多年前就由国家支持完成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对于提高日本国民素质，迅速完成明治维新，走进世界大国俱乐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由国体与政体所决定，我国教育更是公共财政必须给予大力支持的行业。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普及速度加快，教育方面投资的经济收益率是很高的，往往大大超过实物投资。发达国家更是如此。据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舒尔茨计算，美国上世纪前60年里，人力资本利润增长了7.5倍，而实物资本利润只增长了3.5倍。
大学现在还不属于义务教育，国家不可能完全投入。但是，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最具活力的战略性资源，国家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李光耀就凭着中国现在的大学在校生规模比美国大，而断言中国将在30年内从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扩招前，我国大学在校生规模只有印度的一半；扩招后，已经达到印度的一倍，我们的毛入学率目前是23%。但是公共财政并没有成正比例地增长。现在，全国高校因新校区建设所欠债务有2000多亿元，是个很沉重的包袱。为此，国家采取诸如发行教育债券、分级贴息、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等措施来化解。江西省委省政府支持南昌大学推进老校区土地置换，帮助学校渡过难关。今后，省里还会在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老校区土地置换、“211工程”专项经费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
从学校自身来说，必须在内部管理上开源节流，挖掘潜力，要加强财务管理，减少浪费。要理顺财务管理体制，规范财经工作秩序，建立适应高校发展的财务管理运行机制。对校内的各项经济活动要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分级负责”的财务管理体制；要根据业务性质设置不同的财务管理、核算机构，总揽学校所有经费收支、物资调配和运营等。其中，校内财务结算中心的功能应该得到充分的发挥，通过结算中心把原来分散在社会银行的校内各单位的银行账户集中起来，在学校的财务结算中心开设账户，有效地集中和节约各种资金，形成一定的资金沉淀，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各种资金的时间差进行增值。要在建设节约型校园上努力。一滴水、一度电、一间房都要纳入视野，不让学校资源浪费、闲置。大手大脚不是好汉、节约是光荣的思想要深入人心。要建立校内资源投入与产出考核评价体系，促进资源共享，提高资金设备使用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只有争取投入与勤俭办学双管齐下，才能保持学校的健康发展。
以上所谈是我们高校领导者必须高度重视的几大关系。同时，综合与特色的关系、多校区管理与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关系，等等，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把握和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厘清我们的思路，抓住主要问题和问题的主要方面，开创大学工作的良好局面。（南昌大学理学院 郑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