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院士在新世纪初，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尖锐之问，击中了我国现有教育科研体制的软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卓越成就举世嘱目，中国的崛起已经为民族伟大复兴吹响了号角。我国的体育事业成就辉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举世公认的杰出人才。但是我国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却不尽人意．始终未能培养出举世公认的杰出人才。钱学森、李四光、吴丈俊、彭恒武、邓稼先等杰出人才都是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培养出来的，而李政道、杨振宁、高棍等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国外做出辉煌成就的。
最近两年围烧着钱学森之问，科技界和教育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温家宝总理也多次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已经清楚阐述了教育界和科技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大家都认识到人才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杰出人才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但是在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现代大学的领导核心、科学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去行政化的力度和具体措施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其中最为敏感的莫过于现代大学的领导核心问题。
美国和西欧一流大学的教育体系各有特点，但大体上都是理事会治理，教授治校，校长全球遴选，院长和系主任由教授会议民主协商推举，由理事会任命。院长和系主任的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而国际公认的顶尖大学像哈佛、普林斯顿、邓奢和剑桥的正教授都是全球范围内公开招聘的。在这些大学里，校长、院长和系主任从事行政管理，原则上不干预教授个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教授是高校教育和科技创新的灵魂人物，教书育人是教授的天职，而科学创新是教授的人生追求。大学的教授都以追求学术上的卓越为己任，以培养卓越的人才为荣耀。
而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确定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国的大学教授都是各级党务书记和行政官员双重领导下的教书匠和象牙塔里的治学者。教授自由思想的翅膀只能在双重领导下的天空里翱翔，教授的个人意志只能在追求官位和追求学术卓越之间摇摆。在学校的教育资源、人才资源和利益分配上，各级领导享受优先权。
为了创建现代大学的新模式，胡海岩院士提出了“设立高等教育特区，突破教育改革瓶颈”的大胆设想，这个设想与著名教育家朱清时在深圳创建南方科技大学的教育思想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世界著名大学的成功经脸是西方发达国家历经几百年教学和科研，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积累起来的，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他们培养出了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麦克斯韦、波尔和薛定谔等一批又一批的伟大科学家。积极吸取这些被几百年的实践证实了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创办社会主义的现代大学，将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大学不是政治实体，而是学术机构，高校是培养高级人才的摇篮，而不是政府隶属下的行政部门。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应该是教授治校而不是教授治学，去行政化是实施教授治校的重大举措。校长应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由精通教育规律、热爱教育事业的卓越教育家担任，以校长为首的上层行政机构应该由热爱教育事业的管理精英来担任。
学校的党委书记可以兼任高校的副校长或理事会的领导。学校的行政领导是为高校的教育和科研服务的，他们是行政领导，又是教授（正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理教授的统称）的公仆，要为教授创造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教授治校是高校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的内禀规律，只有让教授成为高校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的灵魂人物，成为大学的真正主人，让他们的个人意志得到充分的尊重，让他们的自由思想得以充分的发挥，才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温家宝总理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大学理应“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世界著名大学的院长和系主任都是由教授担纲的，而教授的个人意志得到充分尊重，校长、院长和系主任不干预教授的教学事业和科研事业。这些大学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个人自由发展的良好环境，学生对教授教学事业好坏的评价有很大的发言权，而教授科研事业的好坏由学术界评价。
科学青睐年轻人。历史上，除个别例外，重大的科学发现和伟大的科学理论都出自青年科学家。国家期盼科学的春天早日到来，民族需要一批伟大的科学家。科学的春天有赖于成千上万青年科学家的卓越贡献。真正的大学特别关注青年科学家的自由意志，特别关爱他们个人的自由发展，未来的杰出人才只能从他们中间产生。为此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也要作重大的改革，建议我们的重点大学逐步取消硕士生和博士生分立的模式，建立统一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两年的课程教育之后，尊重学生的意愿，或分流为硕士毕业，或通过资格考试（一般是面试），继续攻读博士。对于特别优秀的青年才俊，博士导师将他们直接引向国际学术前沿，让他们在前沿自由发展，由他们的个人意志确定研究课题，由他们自己提出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这将为杰出人才的培养开创崭新的途径。（王自强，上海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固体力学家，在弹性撼定理论、断裂力学、塑性应变梯度理论、细观力学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研究，取得了有国际影响的突出成果，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