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家在某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美国的大学治理是非常糟糕的。然而，一旦他们开始去准确描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时，这种观点高度一致的现象立刻就烟消云散了。改革派评论家批评大学校长们是一帮谨小慎微的官僚，批评他们既没有宏伟的愿景，也缺乏足够的勇气进行大胆的改革。政客们则指责大学校长们既缺乏真诚的愿望，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控制飞速增长的大学开支。试图捍卫自己尊严的校长们则声称他们虽然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但却被赋予太少的权力以至于无法完成这些责任。校长们与董事会成员结成同盟，这个同盟常常责怪教师们在接受变革方面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迟缓，而这些变革是为了应对快速的变化所必须采取的行动。不难预料的是，那些批评大学治理程序的教授们则持有一种相反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作为学术领袖的大学校长几乎毫不关注教师们的意见。
因为以下几个原因，对大学而言，治理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过程。首先，大学的目标，至少是那些事关重大的目标，比如与教学和科研的质量有关的目标，是非常难于测量的，它们比边际利润和市场份额之类的东西要难测量得多。因此，要想通过检验“什么是行之有效的”来制定计划或者为决策提供合法性的依据都是困难的。当我们面临学术项目开发或者辅助性教员的临时雇佣时，总是有一种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环绕其间。
此外，因为自身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的性质，教授们很少愿意让别人告诉他们去做什么，也很少愿意被详细的规则所束缚。历史上从未有哪位大学校长能够通过命令教师去撰写更好的专著，或者讲授更有趣的课程来改进大学的质量。而且，相比于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而言，教授们一般来讲对于奖金、罚款或者其他金钱方面的刺激要更加冷漠一点。他们的动机和奉献精神更有可能来自于他对于自己工作的一种内在的兴趣。因此，作为学术领袖的大学校长不得不在一种超乎寻常的程度上依赖于劝说而非自上而下的指令。事实上，因为教师们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一般要比他们的院长或校长知道得更多，所以当他们能够参与影响他们工作的决策制定的时候，他们就最有可能提供完全的合作。有鉴于此，大学的治理相比较于其他许多机构的治理而言，必须更加注重平等参与性，必须尽可能淡化科层等级性。
一、目前流行的大学治理的体制
大学内部典型的治理结构似乎是足够明确清晰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董事会手中，在正常情况下，公立大学的校董是由州长任命的，而私立大学的校董则是由校友或者由董事会自身挑选出来的。校董们挑选校长，并且在必要时将他们免职；他们批准预算；他们还参与讨论大学的未来规划；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大学的事务发挥最高层次的监督作用。
因为校董们很少聚会，而且他们很少具有在学术机构里工作的个人经历，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大部分权力授予他人。他们把管理大学的行政运作的责任赋予了校长，而校长则在一位首席学术副校长、若干副校长和各个学院的院长以及一个日益扩大的行政管理专家群体的协助下工作。对学术事务的治理，包括教授的任命、课程、录取学生的标准以及科研等等，则主要掌握在教师的手中。尽管教师也处于校长、首席学术副校长以及各个学院的院长等学术领袖某种程度的临督之下。
如此说来，大学的治理结构似乎很简单。然而，在现实中，在一个普遍被人们称为“共享的治理”的体系中，每一个主要参与方的权威都与其他参与方的权威有某种重叠。因为边界是模糊的，所以很容易产生误解。教师们可能负有教师聘用和晋升方面的主要责任，但是，当首席学术副校长或校长运用自己的监督权力来拒绝对终身教授的任命，用逐年临时聘用型教师来替补长期聘用教师的岗位，或者试图修改任命新教授的程序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意见分歧。当校长和首席学术副校长企图在设计课程方面扮演某种角色，或者当教师们试图参与对预算分配和预算优先资助领域磋商的时候，也可能产生冲突。甚至当校董们建议废除终身教授制度，或者建议所有本科生都要必修这门或那门课程时，都可能引发争议。
当意见分歧真的出现时，有关大学治理的常规描述将会变得毫无用处。真正的权力更多地取决于那些从未见诸白纸黑字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两，而不是取决于大学的组织结构图。一般而言，校董们对大学具有最高的权威，但他们通常对学术事务缺乏经验以至于无法对课程或教师聘用产生影响。从理论上讲，校长拥有认可或否决教师的职称聘任的权威，但是，至少在研究型大学里，校长很少否决各院系对于教师职称聘任的意向。从现实情况来讲，大学的最高权力倾向于被那些最难以替代的人们所掌控。因此，在一所拥有全国性声望的教授比比皆是的研究型大学里，教师们拥有发挥决定性影响的能力，但他们通常太缺乏组织性，而且对权力也太缺乏兴趣，以至于无法发挥这种影响，除非他们受到极其严重的挑衅。另一方面，在一所综合性大学或者一所社区学院里，作为个体的教授们很容易被替换，因此他们的权力就要小得多，除非他们形成一个联盟，从而迫使学术领袖和校董们关注他们。
在通常情况下，校长们对大学的发展方向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掌握着有关自己的大学的最全面的知识，掌控着最多的下属职员，控制着钱包的威力，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校长的“天字第一号讲坛”来大造舆论。在行政管理、预算、规划和基建等事务上，他们的声音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响亮。尽管如此，校长们对于教学和科研的质量没有什么直接的控制力，教学和科研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教师的才能、兴趣和奉献精神。校长们在这些领域内的影响力取决于他们在教师中间所激起的对于校长的信任与尊敬，教师中的这种情感由于校长性格与技巧的不同而相差巨大。
不管他们真正的权力是什么，在帮助治理大学方面，所有的主要参与方都有各自的优势与弱点。
1．校董
因为校董们通常包括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反映社会的需求、兴趣从而指引大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方面具有一种集体性的能力。在财务基建、人事以及大型机构的管理等方面，许多校董比校长更有经验，因而能够在大学的管理和财务等方面提供有用的建议。在帮助大学筹款方面，校董们经常提供有益的帮助，有时甚至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因为校董们大多缺乏学术生活方面的经历，而且董事会开会的次数太少以至于无法了解许多情况，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缺陷。尽管有一些任职时间较长的校董们成功地掌握了有关大学的大量知识，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在幕后行动，而且必须很痛苦地与校长共事并且说服校长。当他们企图公开干涉教师聘任或者课程事务的时候，其后果通常不佳，而且通常会激起非常坚决的抵制。
在公立大学里，选择校董的方式往往加剧了董事会成员对于学术事务的无知状况。在大多数公立大学里，州长负责任命校董，有时由一个顾问小组来推荐候选人以帮助州长作出决策。尽管许多州立大学的董事会拥有一些颇有才干的成员，州长还是经常任命一些对高等教育知之甚少的人为校董，比如那些对他们竞选州长作出贡献的人，或者由工会，企业界以及其他有名望的利益集团所推荐的代表。其结果是，校长们有时对占用他们大量时间的校董经常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或者过分地为某些被他们所看重的成员进行辩护。
私立大学的校董们所激起的抱怨要少得多。这些校董绝大多数是校友，因此，他们通常为这所感到自豪，而且在为这所大学谋划和获取资源方面非常团结。某些特定的校董经常会成为校长值得信赖的顾问，他们不仅检验和评价校长办学的新思想，而且会提供许多明智的咨询意见。
但是，私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深受其本身固有特殊弱点的困扰。因为其成员都忠于自己的母校，他们在促进大学的利益方面做得很好，但他们使得大学领导者意识到外界社会的合法需求与关切方面往往就做得不够好。此外，因为在董事会里里的服务能够激发校董们为大学捐更多的钱，所以大多数私立大学的董事会故意让富人充斥其中。因为大学通常经费不足，他们永远都不会嫌捐款的人太多了。因此，私立大学的董事会经常被允许扩张到40 乃至50人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会议常常从讨论重要议题的严肃场合很微妙地转变为充斥着兴高采烈的演说的庆祝活动，以期募集到更多的捐款。
2．学术领袖
校长们继承了自己所固有的一整套难题。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以前，大学领导人是为高等教育带来巨大变革的主要活跃人物。哈佛大学的查尔斯﹒埃利奥特说服其教师抛弃了绝大多数本科生必修课程，从而废除了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在美国的学院中一成不变的、严格的、刻板的古典人文课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考伊特﹒吉尔曼引入了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这件事从此重塑了未来教师的培养模式。戴维·斯塔﹒乔丹、安德鲁﹒怀特、威廉．瑞尼·哈珀以及其他一些人从整体上创建和塑造了一些大学，比如斯坦福、康奈尔和芝加哥大学等等。
人们常说，学术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学校长们的工作已经发生了如此意味深长的变化，以至于他们不再有能力去发起根本性的变革，或者带来巨大的转变。在一项被广泛引用的关于学术领导力的研究中，迈克尔·科恩和詹姆斯﹒马奇甚至宣称：“学院的院长是一个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的行政长官，他对于自己能否做一些重要的事情都毫无信心。”然而，实际表明，如此绝对化的结论未免过于夸张了。在过去的50年里，加州大学系统中的几所公立大学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半个世纪之前甚至都不存在，而它现在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正如斯坦福大学和圣母大学在一代人之前所做到的那样，像纽约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在过去20年里飞速发展。尽管这样的进步总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特别出色的校长的领导，人们很难相信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同样的，也有一些不像研究型大学那么显眼的学院，如迈阿密戴德郡社区学院、阿尔瓦诺学院、艾龙学院(即现在的艾龙大学)，它们都在各自的具有非凡才干的校长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进步是在对传统目标的追求中取得的，这些传统目标包括增加资源，对优秀教师的成功招聘，打造一个更有学术才能的学生群体等。能够与埃利奥特的新的本科生课程或者吉尔曼创建的研究型大学相媲美的由校长们发起的教育或科研领域的革新则非常罕见。
然而，把这种差别归咎于目前这一批学术领袖身上的某种缺陷是错误的。当今的大学校长们所面对的困难是早期的那些传奇大学校长们所没有经历过的。首先，外界要求当今的大学校长们去完成的那些可怕的、无数的任务本身就使他们带有缺陷。除非是在小型学院中，现在的校长们管理着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学院大得多、复杂得多的大学。人们期望他们不仅要为大学勾画出一个愿景并说服教师们接受这个愿景，而且要为大学筹集巨款，组织并且领导动辄几千人的管理人员队伍，在校友、立法者、政府机构和地方官员面前代表大学，主持数不清的典礼并且发表演讲，解决每年涌现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永无止境的一轮接一轮的危机。
对许多校长来说，这些负担已经足够沉重了，以至于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对教育或科研的质量进行较大的改进。除非是在小型学院中，校长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来从事必要的研究与反思，以便提供真正明智的和创新的教育领导作用。一项卡内基基金会对校长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问的调查发现，在一组六项人们所熟悉的校长活动类型中，学术事务被排在最后。大多数校长把学术事务的责任委托给首席学术副校长和各个学院的院长。然而，这些人也越来越为自己的行政和筹款任务所累，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和深思有关的学术机遇和需求，特别是那些需要真正的想象力与改革激情的学术机遇和需求。其后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校长和其他学术领袖选自于教师和学者群体，以便提供学术领导力并且获得教师的信任和尊敬；但在现实中，他们花在学术事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却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财务、管理和庆典等事务上，而他们过去的学术经历对这些事务鲜有帮助。
当校董们在寻找一位合适的校长时，他们以不同方式对这一难题作出了回应。有些董事会在学术圈外寻找人选，他们任命公司的行政长官或者律师来领导自己的大学。有时候，这一战略运作得很好，特别是对于科研方面抱负有限的社区学院或者综合性大学。然而，即便在这种环境背景下，来自律师界或商界的校长们也经常遇到麻烦。他们对于高等教育的隔膜，以及对校园环境的独特性所缺乏的足够敏感，很容易导致其管理方面的努力遭到失败。他们可能对于咨询的耐心有限，并且无法赢得教师们的尊敬。由于对教育知之甚少，他们不太可能对改善教学或者改革课程有什么好的主意，这就损害了他们发挥创造性领导作用的能力。更加严重的是，当牵涉到教育或科研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在学术经历方面的缺陷会损害他们的自信心，从而导致他们变得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
因为这些风险，大多数大学的董事会通过挑选一位以教授职业作为学术生涯的开端，但是又有作为另一所学院或大学的成功的校长而拥有管理经验的人来当校长作为应对的举措。通过雇佣这样一个人，校董们希望在两个世界里都获得最佳人选：一个不仅具有第一手教学与科研知识的人，还是一个拥有经过证明的领导与管理才能的稀有的学术界人士。
尽管寻求这样一位校长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起步方式，但它更有可能带米的是富有能力的管理，而非出色的领导能力。校董们挑选的候选人常常在很久以前就离开教学与科研第一线而成为一个职业行政官员，只要有更好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会从一所大学转入下一所大学。这类人物能够平衡预算，而且完全可以管理好这所大学，但他们对于如何改进教学与科研的质量往往缺乏愿景或者富有想象力的见解。相反，正如一位已卸任的校长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把自己的头埋得很低以避免溅起浪花，同时也为自己校长生涯的下一站而把个人履历打磨得光鲜诱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任期太短，以至于无法进行为了带来教学与科研上的重大变革所必需的长期的、耐心细致的艰苦努力。相反，他们为自己的大学设定的抱负倾向于由一些常规性的短期目标所组成，比如入学新生更高的SAT分数，为教师筹集更多的捐款，以及为了取悦校董和校友而使自己的学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上的位置略有前移。
3．教授
大学里的第三个主要的影响力中心就是教师。教授们作为一个整体拥有教育和科研方面最核心、最前沿的知识。在各个学系的管理中，他们一般会非常正直和有效地工作以便招募新的教师，并且决定提升哪些年轻同事为终身教授。但是，在学院一级，尽管他们的支持对于新课程的成功实施或者教学方法的成功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推动课程或教学方法改革的能力则是相当有限的。只举一个理由，他们通常过于分散在各个相互隔绝的学科和学系里以至于无法体会到学院作为一个整体的需求。此外，由于紧张忙碌于自己的教学与科研，他们通常不愿意支持那些打乱自己所熟悉的陈规，而且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实施的改革。
当人们要求教授们参与到大学层面的规划中来的时候，他们的缺陷就更加明显了，原因是他们对于决定事物可能性的行政管理与财务方面的极限知之甚少。此外，尽管他们在处理自己学系的事务方面游刃有余，他们在评估整个大学的优先发展领域时却很难达成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给每一个学系和利益集团都分“一块蛋糕”，但是避免对各个特定单位和项目所分别具有的优势作出敏感的判断。
各种类型大学的教授们都反映他们面临着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时间上更多的压力，这就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积极参与解决自己学系事务之外的大学治理课题的能力。在许多学院与大学里，对部分时间以及有限任期的教师越来越多的使用把更加繁重的学系的责任留给了人数日益缩减的终身教授们，这些诸如聘用与晋升教师的决策事务以及评估本科生或博士生必修课程的事务也只有终身教授们能够承担。即使在没有增加对辅助教员的使用的学院与大学里，每过一个十年，教授所要参加的各种委员会的会议、需要指导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以及需要填写的各种各样的表格似乎都在无情地增长着。
出版的压力也已经变得更加激烈了。大多数教授现在觉得，如果没有一系列科研出版的记录的话，想在大学里被聘用或晋升将是非常困难的。调查研究证明，科研出版的要求已经从传统的研究型大学扩展到一般的综合性大学，以至于综合性大学中声称没有足够的科研成果将很难获得晋升的教授的比例，已经从1969年的19.8％上升到现在的60％以上。
为了寻求大学治理中有效的教师参与，许多大学创建了大学层面的学术参议会(academic senate)以便吸引有时间和兴趣的教授来服务于大学，并且熟悉大学的运作以及他们自己专业特长领域之外的课题。不幸的是，尽管某些参议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并且为重要的学术难题提供了一个教师的视角，但是大多数参议会的表现很令人失望。其大多数时间是用来讨论诸如停车场、体育或者学术年历等琐碎事务而非大学的发展方向等较大的事务。因此，它们很少能够吸引教师中最受人敬仰、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参与其中。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那些愿意来参议会服务的往往是一些不再那么专注于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的教授。这些人很少在同事中享有最高层次的尊敬，因此也缺乏代表教师发表权威性见解或者为确定大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有效贡献的声望。
4．学生
学生是大学内部的第四种能够对政策产生影响的重要力量。尽管他们经常在大学的各种委员会，甚至是在董事会中都拥有象征性的代表席位，他们却很少通过治理的正式框架来发挥影响。然而，正像20世纪60年代的本科生们所生动地表现出来的那样，当他们激励自己去行动时，他们就能成为带来变革的一支潜在的力量。尽管他们那时的抗议以及对学校大楼的占领主要是针对诸如结束越战或者联合抵制欺压工人的公司的产品等问题的，他们也施加压力以迫使大学录取更多的少数族裔学生，雇佣更多的少数族裔教授，并且在诸如妇女研究或者拉美裔美国人以及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等学科领域中创建新的项目和学系。从那时起，公立大学的本科有时候起来抗议诸如学费暴涨、学生资助削减或女学生录取过多以至于造成严重拥挤等政策。在大数情况下，他们的抗议是针对立法者以及公共官员而非大学领导人的。
学生对学术事务的影响力更有可能通过年轻人选择上哪所学校以及选择哪些本科专业来间接地现出来。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学生对男女生混合教育的偏爱导致许多单一性别的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开始对两种性别的学生都予录取。学生对于找到好工作的日益关切在20世70年代和80年代带来了一个朝向职业性专业的摇摆。而在20世纪90年代，对最聪明的入学申请人的激烈争夺导致许多高选拔性的学院竞相花费巨款来改善对学生的服务以及为学生提供舒适和便利的生活。
学生们除了运用决定去哪里上学这类影响力之外，一旦他们开始了自己的学业，他们就对校园政策与实践施加了一种无声但有效的压力。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对限制其社会行为的规章制度的抵制有效地终结了“大学可以代理父母行使监督权”的政策。学校同意了在住宿安排方面的那些过去闻所未闻的变革，比如男女生混合居住的宿舍等等。从那时起，随着越来越多的本科生打起了部分时间的零工来挣钱以便继续留在学校里，也随着越来越多的本科生日益沉迷于课外活动、电脑游戏、脸谱书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学生们已经对更容易的打分和更少的家庭作业的趋向施加了一个无声的压力。利用他们在选择上什么课上所享有的广泛自由，也利用他们通过公布课程评估结果所获得的对任课教师进行评判的权力，学生们在实现自己的愿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过去的40年里，几乎所有地方都出现了分数膨胀，而本科生花在家庭作上的时间则显著地减少了。
5．目前的趋势
如果回溯一下过去几十年里大学治理的演变，观察家们对于究竟是教师还是行政人员在牺牲对方利益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是有意见分歧的。一些分析家声称，教师们有所损失，理由是行政人员规模的大幅扩张以及对替代终身教授的部分时间和短期合同教员越来越多的使用。其他评论家所声称的东西恰好相反，通过引证教师联合会的发展，也通过引证显示行政人员和教师，包括教授都深深地介入了校园治理的调查数据，他们相信教师的影响力在增加而非减少。
也许两种观点都具有某种正确性，但是却没有明确的方式去知道谁更正确一点。毫无疑问，全时管理人员规模的快速扩张已经导致了更多的集权化管理，更复杂的规划，对过去那些松散管理实践更加严格的标准化管理。重要岗位上有才干的专业管理人员能够组装大量的实证数据，并且进行精确的分析，从而发现问题以及为自己的对策建议提供支持性证据。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比教师要多得多，而且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掌握大学管理的细节，他们在讨论未来的规划和可能的变革方面比教授更有优势。在许多大学里，他们与教师代表的会议通常包含一种寻找解决难题的合理化方案的合作性努力，但是，这类会议已经蜕变成管理人员的由精美的图画和表格支撑的、充满了事实数据的陈述。在这样的讨论中，平日里忙碌不堪的教授们会很容易地感受到作出明智的回应的巨大压力，更不用说对讨论的结果发挥什么影响了。
与此同时，对教授和学术领袖的调查结果显示，教授们在越来越多的有关大学管理的领域里赢得了参与决策的一席之地。此外，尽管行政人员掌握所有这些数据和分析技能，行政人员们明白，他们所取得的进步将取决于他们如何在所有影响到教师工作的事情上赢得他们的默许。在顶尖的大学里，行政人员很快就会明白，可能引起教授们反对的行动应尽量避免，或者只有在学术领袖积极参与和监督的前提下才能予以实施。在许多大学里，代表教授们的利益的教授联合会能够为任何一个管理者制造大量的麻烦，假如这个管理者试图在没有与教师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就引入某种变革的话。在这种环境里，教师们会感到他们对大学事务的参与度在增加，尽管一个更开明、更专业化的行政人员队伍也已经增加了他们的影响力。
尽管人们可以通过比较教师与行政人员的相对影响力来刻画发展趋势，但是，这两个群体都变得越来越屈从于外部力量的影响。因为现在的大学对选民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政府在许多不同领域日益加大了对大学问责的力度。不管学生自己知道与否，因为现在大学之间吸引生源的竞争已经变得空前激烈，所以学生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因为现在的大学更加需要私人捐赠以谋求发展，或者至少维持现有项目的运行，所以捐赠人也越来越关注他们的捐款是如何使用的，并且更有可能干预学校事务。结果，伴随着大学的规模、财富和重要性的日益增长而来的，却是教师和学术领袖在半个世纪以前所享有的大学自治的某种程度的萎缩。
二、目前的大学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通过对困扰大学的每一个主要决策群体的麻烦和困难的反思，一些老练的观察家得出结论说，现行的治理体系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按照由美国大学董事会协会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的说法：“目前这种共享的治理的实践导致了一种类似于市中心交通拥堵的状况，其症结是在于缺乏勇气去领导一场变革的大学校长呢?还是在于热衷于校足球队但却忽视大学目标的校董呢?还是在于那些不愿意改变现状的教师呢?反正事实就是每一个群体都成为了进步的障碍。”2000年的时候，一个由一些杰出的现任和前任大学领导人参加的聚会发出了一个更具有启示意义的信号：“大学正在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境，要么作出更大的努力以使自己的决策过程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要么被谴责为已经变得过时并被其他形式的学术机构所取代。”
但是，如果治理真的存在这么大的缺陷，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在世界上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为什么几乎所有一个世纪前的顶尖大学现在依然是声望卓著?这很容易引诱人们回应说，大学领导力和治理的质量必定要远远好于批评家们的说法。然而，经过反思，更有可能的解释较多地牵涉到高等教育的独特性质以及高等教育发挥其功能的环境，而较少牵涉到治理。
与企业界正好相反，任何一个单独的决策，不管它的指向有多大的错误，都很少会对大学产生重大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一次灾难性的企业合并，一次对重要的市场变化的反应迟钝，或者一项有严重缺陷的战略，都可能严重地损害甚至毁掉一家企业。但是，人们却很难想象出一个对一所大学也能造成如此灾难性后果的决定性事件或错误。在企业界和商业界，顾客通常很快就会注意到产品质量的下降，并且会同样快地转而效忠于其他提供更好商品的供应商。但对大学就不是这样的。许多年以后学生可能才会察觉到教育质量有所下降。校友的忠诚和捐助通常也强大到足以抵消某一个不称职或不受欢迎的校长的负面影响。同样，一般来讲，教授们在出于对笨拙的行政管理不满而舍弃自己的大学方面行动非常迟缓，除非他们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学术生涯受到了损害。因此，在不可修复的损害发生之前，校董常有足够的时间对软弱的领导力和糟糕的管理作出反应。
除此之外，许多影响大学质量的决策是高度分权化的。大学里存在数不清的倡议中心，教授们在其中以一种远离学术领袖的、实质性的独立和自由的方式行事。教师职称的聘任大部分是由各个学系自己负责的。尽管糟糕的校级行政管理可能在发现与修正管理不善的学系在教师聘任上的错误方面非常迟钝(而有效的校级行政管理则能迅速发现和纠正下属管理层的错误，并有可能收回某些下放的行政权力)，但是大多数学系还会继续长期投人巨大的努力和关切以招募到其所能吸引到的最好的同事。同样，尽管他们从校级管理层那里得不到任何的帮助，创业型教授们将会继续为自己的项目确保足够的科研资助。因此，不像那些更加集权化的机构，糟糕的大学领导力很少会给大学带来迅速的、统治性的负面后果。
上述这些并不意味着大学治理就不重要。治理的方法有可能会变得很不适应社会对于高等教育需求和期望，以至于有必要对治理体系进行变革。正如在第一部分中提到的那样，这样一种情况刚最近就在西欧发生了。当欧洲国家的政府决定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过渡，并且把科研与经济增长更紧密相连的时候，欧洲那种传统的由政府对预算和管理进行严格控制与教授对教学和科研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相耦合的治理体系就显得有些不太适应了。相应地，政府放松了监督性的控制以便授予大学领导人更多的行政权力，设立了顾问委员会以便企业界和其他外部集团享有更多有影响力的话语权，开发了更加精细的审计和评估的方法以加强对大学的问责，削减了学术参议会的权力以便赋予校长和管理人员更多的权威。
在美国，这种系统性的变革尚无必要，至少目前尚无必要。因为政府从来没有对大学的内部事务施加过直接的控制，而且因为高等教育从传统上讲就是由一批公立和私立大学组成的分权化体系，所以该体系更容易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无需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现存的结构完全有能力在其自然演变的过程中把绝大多数在欧洲被引入的变革涵盖在内。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美国，公共官员会周期性地加强加给大学一些规章以便解决特殊的难题，而且他们已经引入了资助和其他激励因素来达到预期的。但是，政府很少试图通过在学校事务的参与方中重新分配权力来改变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
影响到大学的行政管理的最重大的变革应该是州政府角色的演变。但到目前为止，该倾向性还不容易被刻画清楚。一方面来说，人们已经建立起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州立董事会以便在各个组成学院和大学之间形成更好的协调，而且许多董事会已经通过干预否决了造成浪费的重复性建设方案，有的甚至中止了质量低下的博士培养计划。有一些州的立法议员已经变得更加武断和自负，他们提出涉及如最小教学工作量、对教学评估和评估工具的使用甚至于对研究生教学助理的英语要求等大学内部事务的规章。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一些州正往相反的方向前进，这些州通过与公立大学签订合同从而赋予它们更多的自治权力，以换取它们对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作出承诺。这种做法中最激进的就是让各个大学或者专业学院自行设定自己的学费标准，以换取它们保证为学生提供基于需求的财政资助以及同意州政府控制未来财政资助的上限。
要预测从长远来说哪一种做法将占据上风是很困难的。但是，第二种做法的前景似乎要光明得多。州立法议员的换届非常频繁，而且他们对于教学与学习知之甚少，不适合于干预教育过程或者操纵学术项目及课程。州的官僚则显得太不方便和太遥远，以至于无法规范大学管理的细节。如果州政府官员试图达成协议，通过赋予公立大学更多的自主权以换取更多的问责，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两种设立学术标准的做法：其一足就现有的大学实际上可能获得的财政资源的水平而言，这些标准遥不可及；其二是这些标准未能适当地维护公立学院和大学传统上应当服务的更大的公共目标。
三、如何改善这个体系
大学内部治理现行体系的持久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大学现在都已经治理得很好了。在某些特定的大学里，指导思想错误的校董们能够激起众怒，甚至于会导致有能力的校长辞职而不是继续苦于应对校董们胡乱插手学校事务。糟糕的领导力可能导致丧失宝贵的机遇、损失大笔的捐赠以及珍贵的教师资源的逐渐萎缩。教师们可能会拒绝改变模式陈旧的课程，或者拒绝充分利用一个新的重要机遇。但是，校园治理体系的任何变革都不太可能完全避免这些难题，或者导致我们的大学的表现将会持久性地越来越好。相反，系统化的变革最经常性地意味着在减轻某个难题的同时，却使另一个难题更加恶化了。
咨询机构有时得出结论说，大学通过接受一种更加集权化的治理结构(或者一种更加分权化的体系)就能改善其运作。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类建议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集权化和分权化体系各有自己的优势与缺陷。集权化体系可以在各个组成单位之间形成更好的协调与合作，但是，它也会阻碍创新，并且把权力过分集中于校长和首席学术副校长的手中，然而校长们并不像工作在各个院系的前沿领域的教授们那样拥有最先进的知识和第一手的经验。相反，分权化则把权力委托给那些“更接近于行动”的人，但它也能轻易导致浪费型的重复建设，而且无法推动有远大前景的跨学科科研项目的开展。还没有令人信服的例子显示任何一种治理结构能够持久地导致更好的总体结果。在出类拔萃和成就卓著的大学里，两种类型的治理结构并存。
今天的大学治理中最薄弱的环节大概就是缺乏强有力的、有效的董事会。从理想化的角度来讲，大学将受益于一个明智的、独立的声音，这个声音将严肃地质疑大学目前的运作(但并非把解决方案强加于人)，并且关注一个更大的社会的合法关切与需求。已经扮演好这种角色的董事会实在是凤毛麟角。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挑选公立大学校董时所依据的常常并非其所必须具备的心灵品质，当这些校董真的试图明确表达社会的关切时，他们经常选错了问题，或者超越了合适的界限，而且以一种笨拙的方式进行干预。尽管私立大学的校董在捍卫自己的大学以及关照其财政事务方面很有作用，但是，他们对母校过于忠诚，而且太过于经常性地是由于其所具有的慈善捐赠潜力而被选为校董，以至于他们无法有效地反映整个社会的利益。
然而，再次出现了相同的情况，那就是，上述缺陷并非一个不同的体系所能克服的缺陷。问题并不在于现存的治理体系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来吸纳明智的、更有知识的校董。现存董事会可以任命这样的人。困难在于目前负责挑选校董的人不赞成任用这类人物。州长们不情愿放弃对公立大学校董的任命所带给他们的授予官职的权力；而私立大学的校长们则更关心富有的、忠诚的校董们所能提供的好处，却较少在乎有没有强有力的、独立的、反映整个社会利益的声音。
来自于大学内部最坦率直言的批评家是那些猛烈抨击现行的共享治理过程的人。教师代表们觉得更多的参与将有利于改善治理，而那些已经卸任的校长们则常常声称，不得不向教师们进行没完没了的咨询以寻求达成全体意见一致可能会推迟重要决策以及阻碍必要的改革。双方都能轻易地列举出例子来支持各自的观点。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每个人都同意，学术领袖和教师都有重要的理由去参与治理，而且每一方都能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去改善决策的质量。校长和首席学术副校长处在一个独特的优越地位去审视作为整体的大学，并且去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危险和机遇。相比于教师，他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可利用的资源以便去应对现存的难题和开发新的机遇。在其下属职员的协助下，他们具有更强的能力去分析成本，发现存在的缺陷和浪费，并且估计增加收入的潜力。最后一点，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学院或者学系，校长和首席学术副校长能够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去权衡大学不同部分的不同需要，并且设定合适的优先领域。
从另一方面来讲，教师对于不同学科领域内部的特殊需要和机遇有更好的鉴赏能力，并且对于人事、图书资源、支持性服务等方面的变革对教学与科研所带来的影响有更加敏锐的感知。此外，经验显示，教授们通常比高层学术领袖更明确地欣赏学术价值，并且更倾向于不会为了竞争优势而去牺牲这些学术原则。
除了可以把教师和学术领袖两方面的特殊优势和洞察力结合起来之外，参与的过程在鼓舞大学的士气以及确保对大学项目的支持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学术领袖必须相信大学的活动，以便能在捐赠人、校友以及其他利益集团面前解释和捍卫这些活动。如果要让教师们充满热情地去贯彻大学的政策，那就必须使他们对大学正在做的事情有信心。假如学术领袖和教师都在大学政策的制定中拥有一席之地的话，他们就更有可能发展出工作激情和献身精神。
因为共享的治理所具有的优势，人们很难同意那些谴责共享的治理实践的人的说法，这些人指责共享的治理对于改革过于抵触和迟缓，以至于无法应对大学的环境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虽然教师代表们常常行动迟缓，但是，在影响当今高等教育的重要的发展中，要想找出因为环境的变化是如此之迅速，以至于来不及进行有意义的咨询的情况是很困难的。此外，赋予学术领袖迅速反应以及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权力也可能会导致错误，而通过与教师的磋商，这些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归根结底，应该对诸如臭名远扬的大型校际体育比赛中的丑闻，以及在过去的十年中由几所著名大学实施的营利性互联网风险投资的代价昂贵的失败负责的是行政权威，而非共享的治理。
一般来讲，当人们在教育政策中发起改革，而这些改革又需要发动教授们去实施的话(比如课程或者教学方法的变革)，那么咨询就是极为重要的。当然，校长和首席学术副校长应当有能力提出改革的思路，并且提出采纳这些改革的理由。在这种定义下，共享的治理的确赋予了教师阻挠教育改革的权力，因此也就冒了允许保守的教授们否决前景美好的改革的风险。尽管如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从事教学的教授们的真心支持，任何教育改革将会获得成功。
相反，虽然在与教学和科研联系密切的所有事务中向教师咨询是很有用处的，但是，正如在进行战略规划、编制预算以及创建实质性的新项目时所出现的情况那样，一旦主题牵涉到设定优先领域和财务极限时，行政官员通常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力。毫无疑问，教授们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他们常常可以贡献很有价值的思想。但是，说到底，学术领袖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去权衡相互竞争的优先领域，去平衡眼前的和未来的需要，去确定大学必须在其范围内运作的开支极限。
当双方都存在关键的利害关系，而且都有可以分享的宝贵的洞察力和经验的时候，有关治理的分歧最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可能涉及一位新院长的人选，一个学系的解散，或者用部分时间的辅助教员来顶替过去由终身教授占据的位置。传统上讲，校长和校董在这类事务中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组成一个高效的领导团队以及保持大学的财务健康运转等关键的管理责任。与此同时，从教师们在决策结果中的利益以及他们对所涉及问题的第一手知识的角度来考虑，人们通常会建议校长们尽最大努力认真听取教师的观点，并且尽一切可能与教师达成意见一致。当实施得非常得体的时候，这样的咨询可以改善校长的决策，并且维护教师对大学的信任和信心。
由于权力是分散的，因此，当相互间的信任度很低，而且咨询对于教师和学术领袖都是无成效的、有争议的和令人沮丧的时候，共享的治理就很难在校园里取得成功。但是，假如各个参与方都竭尽全力要让它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在大多数时间里，共享的治理的过程就能够运作得很好。当校长和教师携手合作以确保治理团队能够深入探讨重要的问题时，他们通常就能够说服受尊敬的和负责任的同事来参与治理。当有这种类型的教授代表教师们说话的时候，只要管理层认真整理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证据来支持其建议，这种共享的治理过程通常会产生明智的决策。很显然，大多数大学确实让共享的治理运作得非常好。在一项大型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大学的教师和校长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的权力共享关系。在被凋查的大学中，只有4.2％的大学中有参与者把双方的关系形容为“敌对关系”。
尽管治理的实践在迎着困难继续进行着，但是对于每个大学而言，周期性地评估其治理的方法以发现是否可以作出调整从而能够精简冗长的程序，引入更好的能够预防错误判断的“防火墙”，或者来更宽广的经验知识以便对特定类型的问题产生影响肯定是非常明智的。比方说，通过至少拥有一些精心挑选的、具有宽广学术经历的校董，许多董事会的表现很可能会得到改善。假如人们要求州长们从一份由诸如政绩突出的前任校董等经验丰富的成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开列的高素质人才的简短名单中挑选新校董的话，那么公立大学的校董事会很可能会运作得更好。假如教师代表们能够更好的利用特别的教授群体的话，咨询常常可能会变得更有成效，这些教授因为其对所涉及的主题具有专长而被挑选出来，替代过去那种由选举产生的学术参议会处理每个问题的模式。
尽管这类变革可能会对大学的治理有帮助，但它们也仅仅只是对现行程序的调整。通过改变大学内部治理的基本体系来改善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的做法，则更有可能是一条死胡同。为了带来结构性的改革，人们必须转向别的方向，而且要试图去理解大学是如何演变的，以及为什么在特定的时期和问题上出现了进步，而在其他时期和问题上就没有出现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