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舵手，对大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大学的成长期，校长的作用就更加突出。翻开世界知名大学史册，我们不难发现，在每一所大学走向成功与知名的历程中，总离不开一个或一批杰出的教育家校长① 。正如哈珀、哈钦斯与芝加哥大学，吉尔曼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乔丹与斯坦福大学，塔潘与密歇根大学，科尔与加州大学，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他们高瞻远瞩，理念超前，目标明确，立场坚定，锐意改革，勇往直前，开创了大学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并在引领大学傲然崛起中留下了不朽英名。作为当今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它在近现代以来的异军突起和声望日隆也离不开几位杰出的教育家校长的开拓创新与励精图治。本文拟以哈佛大学近现代五任杰出的教育家校长为分析样本，探讨教育家校长在大学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一、教育家校长引领哈佛持续崛起
“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作为北美最古老的大学，哈佛以“追求真理”为校训，秉持宗教宽容理念，敢为天下先，在美国高等教育早期发展阶段独领风骚。不过，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大学多属于袖珍学院，教师一般只有区区数人，每年招生不过几十名，且多数财政拮据、发展缓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哈佛的领先地位其实并不特别明显。到１９世纪中期，美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随着《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实施，美国迎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学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新的大学理念和大学改革风起云涌，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一波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潮中，面对新大学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哈佛大学一度迷失方向，抱残守缺，停滞不前。１８４６年，刚从驻英大使卸任来到哈佛当校长的爱德华?利夫雷特（ｅｄｗａｒｄ ｅｖｅｒｅｔｔ）说：“当我被邀请到哈佛的时候，我本以为我会领导美国最大和最著名的学院。但事实却使我大失所望。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纪律混乱学校的第二掌门人。”在利夫雷特１８４９年离任时，哈佛已不再是美国最大的大学，并失去了它在美国高等教育长期把持的掌门人地位。而到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政府官员批评哈佛没有把年轻人培养成“更优秀的农民、机械技师或商人”，校长软弱无能，学校纪律混乱，风气差，教学内容呆板落后，哈佛已落后于其竞争对手阿姆赫斯特学院和联合学院。１８６６年，一位哈佛教授发表文章认为，哈佛当时的情形几乎还不如只有２５年历史的密歇根大学，“与之相比，我们好像是一所地区性的小学校。除非马萨诸塞州政府收养我们，我们不要梦想去与西部的学校竞争”。在这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１８６９年，哈佛睿智地选择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ｌｉｏｔ）。在他长达４０年的校长任期中，哈佛从一所偏安一隅（６０％以上的学生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古典文理本科学院（在校生不足１０００人，教授３２人），发展成为拥有多个学院、名师荟萃（１６９位教授）、在校生达３０００多人（来自全国各州并有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享有盛誉的现代大学。“对新世纪初美国名牌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哈佛大学的领先地位是有目共睹的。这所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大学，她提供的课程比其他大学都多，任课的是这个国家最庞大、最受人尊敬的一支教职员队伍。在美国一千名一流科学家中，有二百三十七人是在哈佛上的学。”
１９０９年，阿尔伯特?劳伦斯?洛厄尔（ａｂｂｏｔ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ｌｏｗｅｌｌ）接任哈佛大学校长。在他２４年的任期中，哈佛大学继续改革的步伐，着力提高培养质量，并在校舍建筑和筹集资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座座学舍、图书馆、博物馆、纪念堂等拔地而起，在校生从３０００人增加到８０００人，哈佛基金从２３００万美元增长到１．２８亿美元，办学条件大大改善，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１９３３年，詹姆斯 ? 布赖恩特 ? 科南特（ｊａｍｅｓｂｒｙａｎｔ ｃｏｎａｎｔ）走马上任哈佛校长，在随后２０年中，哈佛大学从一所充满贵族气息的“闲人雅客”型大学转变成一所精英型大学：一大批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天才少年进入哈佛学习并获得奖学金资助，女生、黑人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也为哈佛所包容和接纳。“学术至上”、“非升即走”等教师聘任制度的实施，使一大批世界知名学者到哈佛任教，哈佛成为美国学术大师云集的重镇和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对国家事务尤其是二战的积极参与极大地提高了哈佛的世界地位，塑造了哈佛引领、服务国家的文化精神。“在１９５３年科南特离职普西上任之际，哈佛文化由偏狭的‘在哈佛’式的贵族化大学断然转变成为一个高傲的、关注自身利益的机构，并将自己视为‘一个权力和责任’的引擎”。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１年，内森?玛什?普西（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ｒｓｈ ｐｕｓｅｙ）执掌哈佛期间，哈佛大学的精英主义愈加发扬光大，“不问家庭状况”录取政策的实施，使哈佛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优秀学生向往之所。不断聚集、增长的财富使哈佛迎来了师资水平提升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哈佛各学科名师云集，声名远播，成为一所出类拔萃的研究型大学。“在这个哈佛学科发展的全盛时期，社会科学部门尤其光彩夺目。”无论是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还是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都拥有一批国际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和重量级奖项的获得者，哈佛大学的国际影响和威望不断增长。
１９７１年，德里克?博克（ｄｅｒｅｋ ｂｏｋ）当选哈佛大学校长。在他任内，哈佛依然延续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从精英型大学向世俗化大学转变，学生的多样化特别是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师资保持世界一流水平，筹资能力不断增强，始终活跃在世界一流大学之巅。在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哈佛大学是榜首的常客。在人们心目中，哈佛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是卓越的象征。
二、哈佛教育家校长的治校风范
哈佛神话的缔造固然与美国国势日昌和世界文化、教育中心的转移密切相关，但其最关键原因还在于，哈佛接连选择了五位杰出教育家校长。他们紧扣时代脉搏，薪火相传，敢为天下先，以超前理念和大无畏精神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潜心治校，使哈佛永葆生机和活力，并持续领跑于世界一流大学。
１．以理念为先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具有先进、明确的教育理念是杰出教育家校长的基本前提。乔治?泰勒认为：“个人的哲学信念是认清自己的生活方向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如果我是一个教师或教育领导人，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并且没有理智上的信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茫茫然无所适从。”哈佛大学这五任校长在教育理念上一脉相承，都有各自独到的认识。
艾略特毕业于哈佛，曾到欧洲游学两年，深受欧洲特别是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１８６９年，年仅３５岁的艾略特出任哈佛校长，他以德国大学理念为镜鉴，紧密结合时代和国家需求，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１）为国家服务的理念。受赠地学院办学理念的影响，艾略特明确提出：“大学必须迅速适应人们的各种变化，因为它们正是为这样的人们而存在的。”他将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从为宗教服务转向为国家服务，“我们希望训练出实干家、有成就者，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非常有助于公共利益。我们这儿对于培养这个世界无精打采的观察家、纯粹的生活游戏的旁观者、或者那些对别人的劳动过分挑剔的评论家，概无兴趣”。他还把“进入本大学，在智慧中成长；离开后服务国家和人类”作为治校信条镌刻在校园的墙砖上。（２）本土化理念。艾略特提出，要摆脱欧洲大学的固有模式，从根基上重建美国大学，形成适应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大学。“美国的大学至今仍未从美国自身的土壤中成长起来，它必须从种子开始生长。它不能从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移植过来……美国的大学将是美国社会和政治习惯的产物。美国的学院是独一无二的机构；美国的大学同样具有独创性。”（３）学术自由理念。艾略特将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理念发扬光大，他倡导“教育中的自由”，即教师的教学自由、研究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他指出，大学应“首先是包罗万象的，一所大学必须既反映当地文化、又富含外来文化，但首先得是它拥有自由，去伪存真的自由之风必须吹遍它的各个角落，真理永垂不朽。文化和科学就是最基本的学术知识的自由。大学应把为国家培养敬业务实和思想独立的人作为自己的目标”。（４）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理念。面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不足、学术水平差的局面，艾略特提出大学必须强化科学研究职能，强调“大学有三个主要的直接功能。首先是教学，其次是以书籍等形式大量汇集已获得的系统知识，第三是研究，或者是把目前的知识疆界向前推进一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掌握一些新的真理。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是知识的仓库，是真理的寻求者”。
艾略特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哈佛大学教育理念的基础，为继任者赓续，并推陈出新。此后，洛厄尔提出“全面发展的自由教育理念”，“大学所培养的，不应是有缺陷的专家，而应是心智全面、同情心广泛和判断独立的人……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里，最好的通识教育旨在把人培养成门门博通，某门精通的人”。科南特提出“精英型大学理念”，强调“今日大学的首要关怀，一如既往，探索真理；其次，它才关注知识的直接应用”，“自由研究的特权是大学学术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石”。普西提出“国际教育理念”，“哈佛要奉献给国家和世界的，不是别的，而是有教养、有性格的人。她希望，她能一如既往地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善于思考的人。他们用信仰和行动来继续更新并提高世界生活的真品质”。博克提出大学的“社会责任理念”。这些理念都契合时代的主题，引领哈佛大学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２．以革新为本
杰出的教育家校长不仅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更能够将自己的理念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不遗余力地推进教育改革。陶行知先生认为，政客的教育家、书生的教育家和经验的教育家都不是“高尚”的，唯有敢探未发明新理的“创造教育家”和敢入未开化边疆的“开辟教育家”才是“第一流人物”。毫无疑问，哈佛这五任校长都属于创造教育家和开辟教育家，他们在任期内都高举改革的大旗，大刀阔斧地开展教育改革。
艾略特几乎对哈佛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他慨然宣称：“我从来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我总是在不断地开拓。”其主要改革措施有：（１）建立研究生院，大力推进研究生教育。他认为，研究生教育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标志，只有开展研究生教育，才能保证第一流的教学和不断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与社会声望。哈佛大学于１８７２年成立了文理研究生院，正式开始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到１９００年，哈佛大学成为美国大学中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最多的大学。（２）改造专业学院。面对哈佛传统专业学院浓重的学徒制色彩、教学随意性大、培养不正规等问题，艾略特聘任了两位年轻的专家分别担任法学院和医学院院长，对专业学院进行改造。法学院引进了案例教学法，建立书面考试制度。医学院设立了入学标准，建立了实验室，两大学院都制定了三年制课程计划和毕业考试制度，出版专门学术刊物，成立专业学术团体。到１９世纪末，哈佛法学院和医学院已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专业学院。在改造传统专业学院的同时，艾略特还致力于建立商学院、牙医学院等适应经济社会需求的新专业学院。（３）推行课程选修制。艾略特在就职演说中激烈抨击必修制的弊端，提出全面推行选修制。从１８７０年开始，哈佛大学打破固定编班和按次序开课的做法，把所有课程用阿拉伯数字编码，以利于学生选修。必修课程不断减少，选修课程不断增加。到１８８６年，选修制已在确立起来，学生只要修满１８门课程，其中四分之一成绩在ｃ或ｃ以上，就可获得学士学位。到１８９７年，所有课程只有修辞学是必修课，其他课程全部由学生自由选修。选修制被许多大学先后效仿，到２０世纪初，选修制已在美国大学中占主导地位。
针对自由选修制实施中存在的弊端，洛厄尔着手对自由选修制进行改革，取而代之以“集中分配制课程体系”，以确保学生受到系统、完整、规范的教育。“集中分配制”要求每个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必须选修１６门课程，其中至少６门课程集中在一个学科领域，其余课程至少有６门课程分配到所学专业领域以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个领域。为确保授课质量，洛厄尔建立了综合考试制，要求学生毕业前必须通过包括３门课程的综合考试。同时，他还将英国的导师制和荣誉学位制引入哈佛，恢复了新生住宿制，使哈佛形成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和积极向上的学习风气，“追求学术荣誉的人数猛增———从１９００年的９％增加到１９３０年的近４０％”。
随后几任校长也都各有作为：科南特推行通识教育计划、学生来源多样化，在新生录取中率先引入学术性向测验；普西推进本科生院计划、教育国际化；博克实施核心课程计划等，都在美国和世界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３．以治校为业
近代以来，大学已从孤芳自赏的“象牙塔”走向社会“服务站”，内外部事务日益纷繁复杂，大学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大学校长集多种管理角色于一身，面临严峻的形势、艰巨的任务和巨大的压力，只有心无旁骛，潜心治校，一心一意谋划大学的改革发展，才可能引领大学更好更快前进。哈佛这五任校长任职期间，无不以治校为业，把有限的精力都投入大学治理中，为哈佛的改革、建设与发展殚精竭虑。
出任哈佛校长之前，艾略特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一颗冉冉升起的分析化学新星；洛厄尔是哈佛著作颇丰的政治科学教授、知名律师，并担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科南特是哈佛有机化学教授；普西是一名人文学者、劳伦斯学院的校长；博克是知名法学家、哈佛法学院院长。当他们走上哈佛校长之位后，就基本放弃了自己钟爱的学术和教学事业，以推进哈佛的改革发展为己任，全心全意投入学校治理工作。即便在今天，他们为世人所熟知的并不是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而是作为哈佛校长所进行的改革，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从任期来看，五位校长任期都很长，平均为２４年。其中艾略特任期最长，达４０年之久（１８６９—１９０９年），洛厄尔任期为２４年（１９０９－１９３３年），科南特任期为２０年（１９３３—１９５３年），普西任期为１８年（１９５３—１９７１年），博克任期为２０年（１９７１—１９９１年）。可见，这五位校长都把治校当作学术生涯之后终身的职业选择，是当之无愧的职业家校长。“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作为职业家校长的他们把治校作为人生崇高而富有挑战性的事业来经营，不惧内外各种压力和阻力，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立足全局，统筹协调，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使命与哈佛融为一体。艾略特在哈佛推进课程选修制时，遭到了校内外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校内很多教授批评选修制使古典学科失去了传统地位，攻击新课程浅薄、空疏，认为选修制是投学生所好，纵容慵懒、无进取心的学生，造成学术上的放任主义。校外以耶鲁为首的八所大学组成了强大阵营，联合抵制选修制，对哈佛的改革冷嘲热讽，诋毁选修制是“破坏班级和学院生活的确确实实的罪恶”。有些校务委员会成员甚至想借机赶他下台。但艾略特毫不动摇，以坚定的信念奋勇前进，最终使选修制在哈佛生根开花，并为其他大学所效仿。一战时期，哈佛德籍心理学教授明斯特尔贝格发表宣称忠于祖国并愿意为之献身的言论，遭到很多人的批评，部分校友要求将之解聘，甚至有校友提出愿意捐赠１０００万美元，但以驱逐同情德国的教授为条件，但洛厄尔坚守学术自由原则，不为所动。冷战时期，普西校长与麦卡锡激烈交锋，不惜对簿公堂，保护哈佛校园内的所谓“赤色分子”，捍卫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反对麦卡锡主义向哈佛的渗透和扩大化。这都显示出哈佛校长恪守大学理念的坚定信念，迎难而上的改革精神，不畏权势的精神风骨，张弛有道的人格魅力。
哈佛这五任校长以治校为业，还体现在他们结合本职工作不断学习、思考和探索大学教育问题上。虽然他们都没有教育学的专业背景，却发表了不少极具影响力的教育演说和论著，成为当之无愧的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教育家，有的甚至离任后还一直潜心研究教育。在上任前一年，艾略特就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两篇教育论文，为美国开出了“新教育”的处方，观点振聋发聩，让教育界大为震惊。当选哈佛校长后，艾略特发表了很多思想性很强的教育演说，并于１９０１年编辑出版了《教育改革：随笔与演说》（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一书。洛厄尔先后出版了《与美国学术传统的战争》（ａｔ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大学校长的学习心得》（ｗｈａｔ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ｈａ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和《事实与愿景：对本科毕业生的２４次演讲》（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ｓ：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 ｂａｃｃａ－ｌａｕｒｅａｔｅ ｓｅｒｍｏｎｓ）等３部教育论著。普西出版了《学者时代》（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美国高等教育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博克教育著述颇丰，先后出版了６本著作，包括《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ｉｖｏｒｙ ｔｏｗ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高等教育》（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大学与美国的未来》（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巨流之形》（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市场中的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质量欠佳的美国大学》（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成为当今极具影响力的高等教育专家。
三、启示与借鉴
哈佛近现代的崛起，五位校长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至为关键。他们接力施治，追求卓越，推陈出新，共同缔造了哈佛神话。正如理查德?布瑞德利所言：“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哈佛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学的唯一原因，更不是首要原因。哈佛最大的财富在于它成功挑选了历届校长。在它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哈佛总能设法挑选到一位义无反 顾 地 带 领 哈 佛 继 续 创 新，走 向 辉 煌 的 领袖。”为什么哈佛能够接连出现这么多的杰出教育家校长？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制度的必然？我们发现，这与哈佛的校长遴选机制和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在漫长的历史中，哈佛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校长遴选机制，其具体程序是：学校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向哈佛在校生、校友和社会各界名人发信征询校长候选人；校长遴选委员会对初步候选人名单进行筛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形成最终候选人名单；约见候选人，对候选人进行面试；召开哈佛理事会特别会议，投票表决最终人选。哈佛校长没有任期限制，干得好可以长期干下去。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博克都是任期超过２０年后主动辞职的，普西任职１８年后，受学生运动冲击而辞职。教育是一项迟效性的事业，这种超长任期制，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和改革的深入，从而避免因人事频繁调整带来的急功近利和“瞎折腾”。
哈佛的治理结构颇具特色，实行管理委员会（也译为董事会）和监理会的“两院制”管理模式。管理委员会由校长、财务长和５名社会资深人士组成，被称为“校务委员”，对校务政策进行商议、表决。其中，校长是最高决策者，是权力的中心。不过，当校长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时，管理委员会其他成员有权议决免除校长职务。由３０名校友组成的监理会拥有规章制度的审查批准权、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权和提名校长人选的表决权。院系层面，院系主要领导由校长任命，一般由教授职称的学者担任。学院拥有相当大的财权和人事权，但年度预算和终身教授职位都需要经校长审批。这种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既维护了大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也保障了行政权力的有效行使，防止了权力滥用，为哈佛大学基业长青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教育家校长引领哈佛持续崛起是世界高等教育史的一大奇观，很值得深思和探究。哈佛的成功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１．校长对大学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把大学比作一艘船，那么校长就是这艘船的舵手，指引、带领、掌握，甚至决定着大学的发展方向、速度和前景。杰出的校长就是一所大学发展史上的丰碑，他善于抓住大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常常使大学的面貌在短时间内发生深刻变化，并打上深深的个人烙印。平庸的校长则可能坐失大学发展的良机，使大学在竞争中落伍。而品行低劣的校长，则完全可能败坏大学风气，使大学走向瓦解和衰亡。
２．校长应该是教育家。办好教育、管好教育需要智慧和勇气，大学校长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好的，书生校长、政客校长、企业家校长都不是大学校长的理想类型。理想的大学校长应是教育家校长，他热爱教育事业，有较高教育理论素养，懂得教育规律，有独到的办学理念，明确大学改革发展的方向，并倾心教育改革，勇于迎接困难和挑战，敢于破旧立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迫切需要一大批教育家校长。
３．校长应当以治校为业。大学校长是极富挑战性的非官僚性职业，任何人一旦走上校长之位，就应把全部精力用在治校上，全力以赴促改革，不能分散精力，心猿意马，把大学校长作为晋升的跳板，或谋取私利的砝码。相对于国外大学的校长，我国大学校长往往身兼数职，既招收硕士、博士，承担科研攻关项目，又在各类学会、社会组织甚至企业担任要职。如此四处分身，又怎能把大学办好呢？因此，大学校长必须向职业化道路迈进，让大学校长真正以治校为业。
４．要建立校长遴选新机制。我国大学校长多由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自上而下任命，缺乏明确的遴选程序和标准，作为大学主体的教师、大学生和校友对校长遴选没有发言权。这种遴选机制，使杰出校长的产生成为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改变现行遴选机制，让大学人真正掌握校长选择主动权，建立公开的遴选程序和严格的遴选标准，真正选拔出能够并且愿意带领大学走向成功的杰出校长。
５．要形成良善的治理结构。大学校长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权力的正确行使，需要以良善的治理结构为保障。良善的治理结构一方面要赋予校长足够的权力，为他提供发挥个人能力的舞台和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要使校长的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就我国而言，一方面校长感到自主权很小，很多权力掌控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手中，同时受同级党委领导，有劲无处使；另一方面校长在行使权力和作出决策时，又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事实上由“一把手”说了算。因此，我国必须扩大办学自主权，赋予校长适当行政决策权，同时健全教师和学生的参与权，最终形成良善的治理结构。
（本文系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自主科研项目《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成长机制研究》的成果之一。）
注释：① 教育家校长是指那些有先进教育理念，深刻教育感悟，以治校为业，以远见卓识、过人胆略和出色的统筹协调能力将教育改革进行到底，并使大学发生深刻变革和取得巨大进展的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