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将我国建设成为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就投入巨大的资金与资源开启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比如“211工程”和“985工程”。

这两个工程都是集中资源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举措。其中，“211工程”是“为了面向21世纪，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政府集中中央、地方各方面的力量，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使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而“985工程”的总体思路是“集中资源，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发挥优势，坚持跨越式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的20多年时间里，在多个相关建设工程的推动下，我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优势的资源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大学，因此关于“211工程”和“985工程”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举措的争议一直不断，直至2014年，“211工程”和“985工程”关于资源与经费的投放终于有了新的变化。

那么，这种“集中资源”“扶强扶优”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策略，是否符合成本—效率的准则？这些获得重点资金建设的大学之所以取得较大的成绩，是不是仅仅是钱堆出来的？如果其他高校能够获得同样的资金支持，是否也能取得同样甚至更好的成绩？上述几个问题，关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行政管理人员、学者、学生、社会民众都想知道确切的答案。因此，有必要对上述问题给予认真的分析以及清晰的解答。

在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成本—效率分析”的支持下，笔者带着学生用近10年的数据进行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成本与效率分析，发现就总体而言，获得了“985工程”和“211工程”支持的高校，不仅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绩，而且办学效率也的确更高。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的“集中资源”“扶强扶优”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策略不但有了丰富的成果，而且在投入成本方面也具有较高的效率。

笔者通过研究还发现在没有考虑质量因素之前，我国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整体办学效率处于一个从办学有效率走向办学无效率的边缘，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方面已经出现了办学的无效率，比如由于学生规模的持续扩大，教学已经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情况。这表明，经过十多年的规模扩展，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规模（无论是教学规模，还是科研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当规模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后，如果仍然只注重规模的发展（规模总有一个边界），如果在不改变其他情况的条件下突破了这个规模边界，大学的办学效率将发生方向上的反转，从有效率变为无效率。

幸运的是，在引入科研的质量后，这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不但整体办学效率从办学无效率的边缘一下子提升了22%，而且教学从无效率的规模不经济一下子提升到有效率的规模经济。也就是说，质量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效率提供了一个强力的增长点。

目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都在进行升级转型，从注重人口红利也即人口规模带来的效益，到更加注重人口的质量也即人才红利，这是因为人口红利已经走到了一个极限，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引擎。与此相类似，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要遵循同样的逻辑。在经过多年的规模发展后，未来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放弃在此之前的规模扩展的战略（包括学生规模与科研经费的规模），而是将精力放在提升科研质量上来；从规模的扩大逐步转向质量的提升上来，以进一步挖掘质量提升带来的成本降低、效率提高的潜力，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促进我国更多大学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欣慰的是，“2011计划”——我国最新的一项体现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确定了“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建立持续创新的科研组织模式……通过任务牵引和中心建设推动转变高校创新发展方式，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发展路线。这说明我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办学效率的提升，并且有针对性地加强了相应的引导。

而我国的顶尖大学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综合改革。比如，清华大学目前在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在笔者看来就是给每个教师都设立了一个很高的质量标准，也就是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社会服务都应该以最高标准来要求。如果是追求学术那么必须是世界一流的学术；如果是追求为社会服务，那么必须是“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而服务。通过在各个领域追求“高精尖”，激发每个教师、每个环节的潜力，进而保证整个大学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段内一直保持高标准、高效率。

总之，目前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该继续坚持“集中资源”“扶强扶优”，并且尽快从以规模带动发展转型到以质量带动发展的路径上来，只有这样，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才能获得新的发展引擎。